■ 对钱谷融、周有光等27位学者进行“抢救式访谈”
钱谷融 1919年生，江苏武进人，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 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钱谷融文集》（四册）等，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学专题讲座》等课程。
5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举办《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发布会。这本近30万字的口述实录汇集了钱谷融、周有光、徐中玉等27位华师大老前辈的口述资料，且遵循第一人称的叙述体裁。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也是这部实录的主编汤涛介绍，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和项目团队对27位受访者进行了口述访谈。他们从近500名退休教师中确定了第一批口述访谈人物名单，人物遴选的基本条件有四项：年龄在80周岁以上；不同学科且有一定声望；学校文化出版物中较少提及且影响力较大；一定比例的女性。由于受访者年事已高，首批名单以“抢救式访谈”为基本要旨。人物选择则按老干部、老教授和老校友划分。
受访者之一、国内著名的因明学研究专家、哲学家沈剑英当场表示：“这本书很有意义。记录了我们很多老一辈对华师大做出的贡献，为我们的年轻一代留下一点记忆。”
“其实我们27位被访者里，目前已经有5位老先生过世了。”汤涛沉重地表示，“每一次访谈，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是在抢救历史，是在和时间赛跑。”
此外，汤涛透露借这个机会，档案馆也收集了老先生的珍贵档案，共收集300余张照片、20多本签名著作、20多份签名手稿、30余份书画作品。他说：“在座的每一位老先生，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华东师大的历史，对我们档案馆来说，我们只是忠实的记录者和反映者。”
钱谷融：虚假的人做不好文学
■ 选摘
主持人：您在1950年代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对当时流行的机械教条式的文学观进行了反拨，请问您是如何介入到这场批判运动中的?
钱谷融：1957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在各方面的一再动员和敦促下，我于那年的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3月份，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许多与会者提出了批评意见。后来，在上海和全国其他地方批判我的观点的人就更多了。当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我那时也不懂得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如果没有“双百方针”，我即使写，文章的面貌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在学术问题上，总免不了会有不同的意见。受批评，遭反对，也是常有的事。但看到自己的观点竟如此得不到支持，却也不免有点懊丧。
主持人：您在1960年代初就对《雷雨》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您为什么研究并写作《〈雷雨〉人物谈》呢？
钱谷融：《雷雨》我蛮喜欢的，当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我还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去看，上世纪60年代的某一天，我回家看见电视里面正在转播《雷雨》的演出实况，我一听演员的声音口气感觉不对，完全是概念化的。我想一定会遭到批评的，但隔了很久，仍不见有人批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篇《〈雷雨〉人物谈》寄给文学评论，不批评那次演出，只谈自己对《雷雨》的看法。评论发表后产生了些影响。蒋孔阳给我写信（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表示称赞，李子云说他很多朋友看了以后都很欣赏，张瑞芳告诉我，后来他们要排演《雷雨》，去征求曹禺的意见，曹禺说你们可看钱谷融的文章。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和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有很深的交情，能否回忆一下与前辈学者的交往故事？
钱谷融：王瑶比我大五岁，我们是开会认识的。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是兼任中文系教授，第一次开会碰到并不彼此熟悉，第二次或第三次开会，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因为他的夫人张可是研究戏剧的，读过我的《〈雷雨〉人物谈》。后来系主任徐中玉请王元化到我们中文系做兼任教授，我们又成为同事。施蛰存是我的前辈学者，他比我大十四岁，这个人非常好，没有什么城府。后来因为“右派”的事情，不那么随便了，人还是很真实，做学问古今中外都很有造诣。做人就是诚恳正直，不搞那个虚假的一套。虚假的人是弄不好文学的。
（本文节选自《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经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授权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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