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瑞哲
复旦和大夏 千里跋涉入山城
同在上海滩，复旦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私立高校。1937年1月8日，学校董事会召开会议“拟在太湖流域另觅佳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期间，民族资本家蔡德生购买太湖边土地一千余亩，欲建复旦新校。但因抗战爆发，这一迁校计划未能实行。
同年，复旦大学发展为具有文、理、法、商4院，16个系科的大学，还附设有中学、实验中学各1所，义务小学2所，成为东南重要学府。“八一三”事变后，南京教育部派人来沪，指示复旦、大同、大夏、光华4所大学组织临时联合大学内迁，其中大夏、光华两校是现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
抗战初期，大夏、光华校园都惨遭日寇的轰炸和蹂躏，馆藏档案记载了日寇犯下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根据记载大夏大学校舍资产损失的档案，各项损失共计7987万元（按1946年币值计算）。日寇甚至占领大夏大学校园，改为伪沪西法院，将群贤堂等处用于关押欧美侨民。在光华大学，大西路校舍原是上海高校中最为宏伟的校园之一，“八一三”事变时惨遭日寇炮轰，被日寇占领后又遭一火焚毁，损失之巨难以统计。
尽管有南京教育部的联校指示，但大同、光华因经费无着而退出，复旦、大夏则组织临时联大，分两部分别迁往江西、贵州，先后在庐山、贵阳、重庆办学。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江西联大一部分内迁贵阳与二部合并，两校师生长途跋涉，于12月底抵重庆，各界欢迎留川。
1938年2月，复旦在重庆复课，颇有一番复兴气象。与此同时，复旦与大夏之“临时联合”正式宣告解体。是年，复旦大学重庆部只有60多名毕业生。同月，留沪复旦师生也复课，上海部仅有毕业生55名。
在重庆的复旦，刚开始借用民房作为课堂，以后陆续新建了图书馆、教室和宿舍。之后，在重庆陆续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计系、农垦专修科、园艺系、农场、茶叶组、农艺系等。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大学重庆部，教师宿舍王家大院被炸毁，罹难师生共7人。直至1944年，遭到日寇进逼，大夏大学还再次迁往贵州西部赤水。
因为经费实在困难，难以继续维持，重庆的复旦大学不得不谋求改为国立。1941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复旦大学重庆部由私立改为国立，由吴南轩任校长。此后经费较以前充裕，聘请了陈望道、周谷城等著名学者，学术水平较以前大为提高。但在上海的校长李登辉始终不赞成这件事，他认为改国立后的政治影响对学校不利，阻碍很多，后因既成事实，被迫答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李登辉宣布学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1942年，敌伪提议将圣约翰和复旦等4所大学合并为联合大学。在李登辉的坚决反对下，此事无法得逞，最终作罢。
我住长江尾，君住长江头。复旦改国立后，经费仍很紧张，有时连考卷用的纸张也没钱购买。据复旦校长吴南轩的文书主任回忆，那时吴南轩几乎每星期都要由黄桷镇到重庆市区，张罗借钱或募捐。他为了省钱，只去吃小馆子，不知怎么传染了伤寒。所幸医治及时，虽身体大伤，但尚能保命。
1940年，江一平由沪入川，任复旦副校长。他是沪上著名企业家虞洽卿的女婿，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著名律师，公共租界的华董，又与中国茶叶公司副总经理吴觉农相熟，商妥由复旦农学院增设茶叶系以及茶叶专修科，由吴觉农兼系主任，经费也由公司分担，这使复旦好比吃了一服补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资金问题。解放后，吴觉农任农业部副部长。1945年抗战胜利，复旦等校终于从山城重回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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