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
晚上整理书柜时，意外发现戴厚英先生给我的一封信。
白色信封的四周边沿有些泛黄，在信封正面的右上角，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10分钱的邮票，圆形邮戳上敲的时间是1995.4.9.10，邮编为200434。我小心地抽出信纸，一看落款，竟然是著名作家戴厚英先生给我的一封回函。端详着信函，我的思绪一下子闪回到20年前，采访戴厚英先生的一场往事。
20年前，我正在华东师大读书。作为文学写作的忠诚爱好者，我的业余时间基本用在为《青年报》、《厦门文学》、《黄金时代》、《法制时报》等各大报刊撰稿上，除为了满足作品发表欲，还顺带挣了不少稿费。读书期间，我参与了校刊的编辑工作，同时受邀为《新民晚报》和《公关信息报》撰写名人访谈。华东师大作为文理见长的大学，有个巨大优势就是培养过一批作家和文化名人。利用这种学缘优势，我先后采访过赵丽宏、格非、陈丹燕、周佩红等校友作家，还采访过与师大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原、曹正文、北村、林燕妮等校外名人。由此我了解到，学校有一位60届的著名校友作家，叫戴厚英。在采访之前，我跟很多师长打听她的联系方法。有位老师告诉了她的联系地址，并说戴先生被视为特殊人物，她虽然特殊，但作为学生记者，去采访校友是值得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如何特殊，他没有详说。从我当时作为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有限的了解，感觉戴先生对于时局的某些人而言，是在错误的时代说了正确的话，或者在正确的时代写了错误的文章。
为达成采访目的，我试着给戴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采访的缘由和访谈提纲。万万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收到戴先生的回复，说表示可以接受访谈。她的回复非常谦虚，对我这个小巴拉子学生竟用“您”字称呼。回函全文如下：
汤涛同学：
来信收到。三十多年前我在师大读书时也曾作（做）过校刊编辑，这样看来我们不但是“校友”，而且是“刊友”了。
欢迎您来我家谈谈。我除了周五到学校开会外，其余一般都在家。来之前请打个电话：52555838.
戴厚英
1995.4.8
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按照与戴先生约定的时间，从上海西南角出发，转辗了几趟公共汽车，如期赶到东北角复旦大学宿舍区的戴先生寓所。即使过了20年，戴先生留给了我的两个特别的印象，仍清晰如昨：一是她的平易近人和坦率热情，二是她敏捷的思维和无与伦比的口才。
戴先生可能怕我紧张，边给我泡茶，边给我讲当年在师大读书时的趣事。她说50年代在校刊发一片文章，稿费有5块钱，对学生来讲，是笔不菲的收入。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了采访的正题。在整个下午的访谈中，可谓行云流水，一气哈成，这主要不是我的问题好，完全得益于戴先生的超众口才。我记得很清楚，根据访谈提纲，戴先生主要回答几个问题：一是关于文学创作的情况；二是回忆师大生活及工作经历；三、个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话题。
根据采访素材，我整理了一篇访谈对话《戴厚英：行走在文坛之外的作家》，发表在《大夏之声》。现摘录几个对话，以窥先生的为人、个性和思想：
问：戴先生您经历坎坷，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支撑着你的世界观？
戴厚英：很简单，其实就是中国很传统的观念：福祸相依。这可能跟我的家庭渊源，父母的性格相关。另外，我尽管认为自己是个极不完善的人，但我很自信。
问：您做过复旦教师，对教师这门职业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戴厚英：我喜欢做教师这个职业，但不满意的是教育状况，国家对教育投资这么少，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公款吃喝竟超过1千个亿。每当想这个数字，我就很不安。这个数字是教育投资的好几倍，我老家在安徽乡下，乡村教师工资只有一、二百，有时甚至发不出，只有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而有些公款吃喝一瓶酒上百甚至上千，让我心情难以平静。
问：当代校园，精神家园的失落和价值观混乱，谈论理想似乎是很奢侈的事情，那么人到底需不需要一种理想？
戴厚英：人不可以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其实他也是把某种东西作为理想，比如金钱、欲望的满足。在哪一个层次建立自己的理想，这是各人有异。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来的价值观念破灭、倒塌抑或千疮百孔，那么新的理想是什么？每个人都在寻找，如一座金矿每个人都在挖，到底哪里有金子，掏出来再说。价值观不应该混乱，应该多元而有序，这就需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冷静下来，好好探索一番。
问：我读了您的许多作品，觉得您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作家，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作家，您是怎么看待中国文坛的诸种现状？
戴厚英：我在文坛之外，我很晚才加入中国作协。我虽为上海作协理事，但极少参加任何活动。我是典型的个体户作家。我所有的文事活动，比如去美国、欧洲或香港，除了自费就是应邀出访。我的活动跟文坛毫无关系，文学就创作活动来说，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你面对的是读者，是社会，而不是什么坛。只有当自己觉得是货真价实的人，才需要拉什么派别为自己宣扬，我对文坛没有什么感性认识。
问：那么，您对自身的生活现状是持哪种态度？
戴厚英：天上星星没有人捧，照样挂在天上，地上的小草没有人特别浇灌，仍然照样能长。自己依靠自己吧。生活中我看人看物，过多的物质贪欲会把人弄坏。近来我在读佛书，佛书同我的文化选择相吻合。佛教是种无神论，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依靠自己可以超越。
问：巴老主张讲真语，萧乾认为应尽可能讲真话，戴先生您对讲真话又怎样理解？
戴厚英：萧乾我很熟悉，他这样说也是对的，他讲出来的都是真话，但有些真话他不敢讲。严格地说，我主张讲真话，别人认为我在讲真话，但不是我的真话会部说出来了，我很难保证，我认为讲话比较实际的好。萧乾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如果你读了萧乾的作品，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的作品，你会发现他的话越来越真，越来越深。我对萧乾说过，不怕什么，你都八十多岁啦，你说好了。他现在越来越多地讲讲真话，但还是留一点余地，这可能与他的性格、经历有关系。我想，如果大部分作家都像他这样，到他这种程度，我们的文坛可能会清静许多。
同时，根据采访经过，我还写了一篇《一个人留给她的影响》散文，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刊，作为对访谈对一个补充。现摘录如下：
生活过，思索过，就应该收获。不论收上来的是野草、是蒺藜，总是我们的创造，心血的创造……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不会停止向生活索取。在一次阅读中，当这样火辣辣的话语跳跃眼帘时，我谨慎地记下了作者的名字：戴厚英。随着作品阅读的深入，我感觉一位卓然不群的作家伫立我的身前。
我时常在想，性格与环境，究意哪一方面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倘若依据公允的讲法，肯定会说，两者相互作用于个人。而作家戴厚英先生，却这样与众不同地显示了她的独特：“性格决定命运。”戴厚英先生说，“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成败荣辱，皆由我的性格。种种经历，不过是这种性格的实现和演绎。”
1995年4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那天没有阳光，潇潇春雨漫润着街道两旁的白玉兰，玉兰雪色的花朵，闪闪烁烁，象静夜里的繁星。于这样的时候，在复旦宿舍楼，我按响了一个自己慕仰既久的作家的门铃。
我和先生相对端坐在她的书房，先生极其典雅的声音和朗健的精神，根本让你无法看出她真实已接近花甲的真实年龄。在先生身上，直教你读出一种岁月如水、水过无限漂渺氤氲的红深绿浅的富贵。
先生对于自己的清醒，几乎接近透明的境界。先生出生在一个儒学氛围颇为浓郁的家庭，先生对父母及家庭成员的热爱，至今仍然不可释怀。“我之所以24岁那年才真正圆了我12岁的作家梦，这与我的经历有关。”先生捧着一杯浓浓的庐山云雾，思绪在往事中寻寻觅觅。
先生和那段众所周知的历史，简直亦步亦趋，世事玄黄，云诡波迭，先生像孤苦茕独的浮萍，遭遇着历史风雨的洗却，这对于一个本来应享受青春美的女子，该是怎样的一种残酷和不平。
理想是火，热情是火，它们将人燃烧得激昂，兴奋，但也常常会将人燃烧得眩晕、盲目甚至偏执。先生言称自己，过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自私，不媚俗，尚真实。在精神价值日益倾圮和流浪的时代，这是一积弥足珍惜的独立人格。岁月能磨掉一个人的敏感、世故、虚荣，却绝抹不平高贵与平凡的沟壑。
先生同我谈话中，始终不谈政治，不谈人事沧桑。先生在她的系列长篇小说《人啊，人》，《脑裂》、《诗人之死》中，以自己作为参照，寄托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思考和热望。先生在创作这些系列长篇时，引用卡夫卡的话说，是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划记下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咏叹，具有一种无限的蕴含。先生的为人如为文，无须为别人而掩饰自己，在他人看来有一定表演成份的行为，在她却是真诚的坦露。
先生现独自一人寓居在这个城市的东北角，远离喧嚣骚动的市声，研究、写作和读书构成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先生在教授和写作之余，每年都要回几次安徽的农村老家作些社会调查，关心下层百姓的疾苦喜乐。先生是个不善于掩饰自己的人，先生的谈话内容有着不容置疑的执着。
当我告别先生走出她的书斋，行走白玉兰在盛开的街道时，我一直在想，在生活中，只有那些真正懂得“为什么”而活的人，才能经得起痛苦和时间的涤荡。先生是一个活出意义，并且始终执守自己一方生命意义的人。
后来，我看到广东一份影响力甚大的《家庭》杂志正在举办“女人的故事”全国征文比赛，我觉得戴先生特殊的人生故事正好匹配征文要求。于是，我对采访稿再次进行整理加工，以《行走在文坛之外的作家戴厚英》为题投寄参赛，最后竟然获得了比赛优秀奖。
非常令人痛心和惋惜的是，在我采访之后的1996年8月25日下午，戴先生不幸在寓所遇害，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
戴先生的被害震惊了上海滩，海内外新闻媒体广泛关注这一重大命案。据媒体报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时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均对此案予以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务必尽早破案。上海市公安局为此成立了170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公安调查死因，十分严重而严肃，我记得也被询问调查过。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在戴先生被害的21天后，最后终于侦破疑案。原来，杀害她们的凶手是她中学老师的孙子，一个来沪打工，求助于她的乡人。
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采访过上百人，但20年前对戴厚英先生的采访令我无法忘怀，她那清脆而纯净的声音，至今恍若回响在耳畔。
（原载于《上海档案》，201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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