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漫长的漫长的时间！它每一分点都用血来涂写，每一秒钟都留下了悲壮的烙印。”1945年9月3日凌晨，在《新华日报》的排字间，师傅们正按着文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用铅字拼出次日第四版的头条报道。街道上，到处是欢庆抗战胜利的人群，胜利大游行从白天持续到黑夜。
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上海，中华民族迎来全面抗战的8年。历史证明，正因千千万万个年轻人在那个牵系到家国兴亡的年代做出抉择，70年前的那一天，中华民族才能举国欢庆；70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够团聚在一起，再次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日。
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抉择；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抉择都值得珍惜。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刘昕璐
“什么欢乐，能像今晚这样激荡人心”
事实上，在9月3日之前，中国不少城市的人们就已经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之中。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了自己头顶的那片太阳。
在日寇铁蹄统治下的上海，太阳这个词在被说出来时，常常满含着愤恨、害怕和厌恶。那在街头时常可以看到的红色“日之丸”让人们即使在晴朗的天气里，也只能感受到一片阴霾。人们渴望着胜利。“日本鬼子要投降了！天快亮了！”多年的屈辱在顷刻间化作无限的喜悦，被压抑许久的民族情感一下子迸发出来。伪政府统治下的上海，人们悄悄地交流着战地消息，谈到兴起时，直到夜色降临，仍不愿回家。
日本代表前一日在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舰上正式签下降书，是9月3日全国所有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新华日报》那一天新闻版的正中位置，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辞：“庆祝抗日胜利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那一天，《申报》记载，有200架次的运输机当天将中国军队运抵上海和南京，开始接管这两大城市。下午4时半，时任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前赴龙华集中营，探望被日本关押的同盟国侨民。
那日上午，沪上大小商户门口纷纷挂出欢庆胜利的标语和旗帜，并宣布休市一天以示庆祝。各个街口数千市民高呼着“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在市区游行。行进中不断有群众加入，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
国民政府规定9月3日为抗战胜利日，接连放假三天以资庆祝。9月3日上午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和庆祝胜利大游行，成了次日《新华日报》的头条新闻。
同样的欢庆在延安、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有人在点燃火把，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告诉我：什么欢乐，能像今天夜晚这样激荡万人的心呢？”
“青年的血，总是最热的”
没有什么胜利不需要付出代价。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血与火的八年。
1945年9月4日的《新华日报》第四版头条报道中，诉说了那段不屈的历史：“那野蛮的法西斯侵略者，在我们广大而美丽土地上，奴役着，凌辱着，残杀着，撒播着毁灭和死亡的种子。八年了，我们咬紧牙根，拼着充满愤恨的血肉之躯，反抗着，战斗着，人牺牲着，在复仇和生存的热望里面……”
这其中，少不了青年的身影。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以来，上海的青年学生亲眼目睹东北三省沦于敌手，上海闸北毁于炮火。他们义愤填膺，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在上海“八一三”抗战中，爱国学生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救护所，全力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开展救护、宣传、募捐、慰劳等活动。
普通的上海女孩颜逸清也是其中的一员。抗战爆发那年，颜逸清刚刚高中毕业。她不愿做一个只会在家抹泪的弱女子，而是怀着一腔爱国热忱，报名成为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第四补习学校的一名教员。组织学生上街义卖募集资金，救济难民，慰劳伤员，支援前线。
震惊中外的“四行保卫战”打响后，颜逸清带着学校爱国女学生，携带募集来的慰问品与药品，深入八百壮士驻地慰问，为官兵们浆洗缝补衣被，书写战地家书，表演小品节目，和官兵们同唱抗日歌曲，同吃一口大锅饭。穿着素色旗袍，短发布鞋、淡雅简朴的女学生们为残酷的战场带去了最后一点温柔。
70年后的今天，已不在人世的颜逸清无法和家人一起观看阅兵仪式，她的儿子朱家德却始终忘不了母亲说的那句话：“青年的血，总是最热的。”和她一样无法在今天同庆胜利的还有很多，他们那时都很年轻，都很普通--投笔从戎的宝山教员冯国华，为掩护伤员壮烈殉国的青年医生苏克己，谱写首部抗日救亡歌的作曲家黄自……
当然，也有更多的青年从此走上了复兴中华的道路。
1945年的9月3日， 有人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八年沉闷，一旦天日重见。”这些胜利日的只言片语，如同每一位被改变了命运的颜逸清一样，在70年后的今天，和那些慷慨、惨烈、悲壮、欢腾的时刻一起，似乎微不足道，却又重如泰山。
“人人高唱前进！前进！进！”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曾经怀抱狂妄的野心，妄图占领上海，直通南京，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样的野心因为中国人民顽强的抵抗和团结一致的决心，而被彻底粉碎。
当时住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的一位日本人士中西均一，曾这样写道：“中国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出上海。”“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
上海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走上街头支援抗战，而在抗日的浪潮中，高校的大学生们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拧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
1928年5月3日，日军就为阻扰国民政府北伐，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残忍杀害了国民政府派遣的交涉员蔡公时，并在济南城中大肆烧杀抢掠，中国军民死伤万余人。5月9日，上海市学联召开全市学生反日运动大会，复旦大学学生军及全体学生参加。17日，复旦学生组成12个宣传大队，分赴苏州、无锡、常熟、南京等地进行反日宣传。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举行万人集会，纪念“五卅”三周年，会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从此，抗日救亡开始逐渐成为复旦青年运动的主题。
“九一八”事变后，大夏学生在上海高校中首倡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光华大学师生也成立抗日救国会，编辑《抗日旬刊》，讨论救国方略。
而在上海交大，学生自治会也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全体学生到场，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会议号召全体学生“一致共赴国难”，并决议“通电全国对日宣战”、“电请国民政府厉行革命外交”等抗日七项措施。会后当天就成立交通大学抗日特种委员会，统一领导交大学生的抗日运动。随后，教职员也成立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交大分会，同学生联合行动。
在大学联的统一部署下，交大党支部通过抗日会引导学生的抗日行动：举行罢课，参加全市性的统一集会和反日示威游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开展军事训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学生们掀起的抗日请愿让全民抗战进入了高潮。当一个民族团结起来的时候，才是真正强大的时候。那样的力量，可以抵挡任何入侵。
“永远忘不了那曲抗日歌”
在今年上海举办的一次纪念抗战活动上，92岁的黄埔军校第19期学生朱纯老人依然能唱完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老人说，《满江红》是那时大家传唱的“流行歌曲”，“永远忘不了”，激发许许多多中国人行动起来，救亡图存。
演爱国剧、唱救亡歌、办抗战报。上海沦陷后的黑暗时期，被压抑的愤怒、屈辱，无处释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孤岛”中燃起了星星之火，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行的路。
人们并不畏惧发出自己的声音，抗日救亡歌曲在大街小巷传唱。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救中国》、《黄河大合唱》等，救亡的歌声如一把火点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
其他的进步活动也在暗中萌芽。1939年5月，大同中学成立银河剧社，南方中学成立南联剧艺社，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建立了“蓓蕾剧艺社”，民立中学成立民立剧团，演出抗日剧。没有布景，同学们从家里拿来10多条床单缝成天幕，自做灯具。
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海的青年们组织成立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在党的引导下，短短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势如潮涌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随着战事的发展，上海高校无一幸免都遭到战火破坏，其中14所学校特别严重。为延续学脉、保存知识精英，搬迁是大多数高校的首选。艰苦的搬迁路上，大学依然不忘“教育兴邦”的重任，坚守面对外来侵略时大学的气节。当时的同济大学曾为**部门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级人才，用现代学识壮大了抗日的军事力量；由同济医学院师生组成的第一、第五重伤医院，日以继夜为受伤的战士服务，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服务当地百姓，攻克了川南一带流行的痹病，挽救了成千上万病人……
国破山河在，星火可燎原。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中国人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已该脱弃工服，换上戎装”
1944年冬天，“湘桂烽火起，山城风雨急”。四川震动，国家告急。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口号，号召大中专知识青年投笔从戎，组建青年远征军担负驱逐敌寇收复失地的重责。
一位名叫彭垂慈的同济高职学生，在1944年11月1日，向李庄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递交了一份《从军志愿书》：“我们已该‘脱弃工服，换上戎装’！一切为前线，一切为胜利，在生与死的斗争中来认识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
一纸早已泛黄的志愿书，却让人清晰触及当时热血青年那颗澎湃之心，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做出抉择时的铮铮铁骨和担当。
李庄同济大学当时全校总人数2423人，有师生近700人报名从军，经过体检，364名学生和1名教授入伍，报名和参军总数列全国高校第一。还有几个近视的学生，竟然用超强的记忆力把视力检测表上的符号背得烂熟，只为能顺利通过体检。
留德教授杨宝林博士作为全国大专教授从军第一人，轰动了重庆市及整个大后方。当年留在同济的德籍教授看到这种阵势，感动得热泪盈眶，用德语高呼“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1944年秋抗战后期，也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征调军中翻译员、组建青年军入伍抗敌的政策，成立从军征兵委员会，学子们掀起报名从军的热潮。1944年秋至1945年春，交大渝校学生报名从军人数总计177人，占当年在校生的13.21%。
杨大雄，1940年秋考入交大沪校机械系，1942年春转赴交大渝校就读。1943年11月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应征战时译员，在国民党第79军担任美军翻译官，多次参加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1945年6月，在柳州前线与日军遭遇，奋勇杀敌，壮烈牺牲，年仅25岁。1997年1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民族的磨难让很多青年学生、教师弃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舍身杀敌，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今天]
投笔从戎的年轻人仍在继续
幸好，英烈们的付出并未被遗忘。
90后女生刘鑫今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她说：“淞沪抗战时中国军队‘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战斗就发生在我家旁边，日本鬼子的一发炮弹落在我家屋顶上，奶奶被炸死。我要到军营中去锻炼提高自己，为**和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两次淞沪抗战中，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的校舍受到日军轰炸，许多师生遇难。前不久，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演出，大学生张萍当场找到学校武装部主动报名参军，她说：“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有责任有义务拿起钢枪，保家卫国。”
是的，能更好地前行，做出不悔的抉择。对于当代青年来说，这才是纪念那段坎坷过往，铭记那段并不美好的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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