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
贵阳王伯群故居
抗战期间，在内迁贵州的高等学校当中，大夏大学是在贵州省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与贵州关系最为密切，深入社会最为广泛的高校之一。自1937年内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8年。这8年，大夏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省文史馆馆员梁茂林介绍，大夏大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和贵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大夏大学的创办人王伯群生于1885年，是贵州兴义人，1906年和其他3人由兴义县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王伯群加入了同盟会，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并在1919年南北议和中作为南方代表。
大夏大学西迁纪念碑
A 大夏与贵州的渊源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
1924年夏天，上海。
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登门拜访了赋闲在家的王伯群，何应炳是何应钦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又是何应钦的妻子，他们是姻亲关系。何应炳说到因为学潮，厦门大学许多教授愤而辞职，300多学生到了上海，请原厦大的部分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9人另组新校，解决失学问题。王伯群听后对失学青年表示同情，愿意尽力解决问题。
之后，王伯群拿出2000银币租校舍、登招生广告、制教具等，当年秋天开学。学校定名为大夏大学，含有是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及光大华夏之意。
欧元怀教授后来回忆说：“伯群先生的资助，在大夏经费毫无着落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虽然初建时，学校设在上海的一条小巷里，只有一间屋子，但在王伯群的努力筹措下，并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如马君武、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等人担任学校校董。到1932年，学校在中山北路建成了新的校舍，包括可供2000多人上课的群贤堂大楼，和700多人住宿的男女宿舍，以及大礼堂、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等建筑群。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
梁茂林介绍，除了王伯群，教师中马宗荣、谢六逸、周昌寿等三人也是贵州人。
马宗荣，著名社会教育家，贵阳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他认为一个社会最好的教育首先是社会教育，其次是家庭教育，最后才是学校教育，受聘到大夏大学任教就是为了实践他的教育理念。大夏内迁到贵阳后，他被聘任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所长。
谢六逸，贵阳人，1917年以官费生赴日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受聘为大夏大学教授后，又被聘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副所长,主编《文讯》月刊和《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
周昌寿，麻江人，物理学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物理学著作的编译工作，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他是大夏大学物理系主任，大夏大学内迁后，他留守上海，坚持办学。
校长王伯群和这三位教授的贵州身份，注定了大夏大学与贵州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抗战时期，内迁到贵阳办学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王伯群，他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主持私立大夏大学二十余年，将寂寂无名的大夏办成声名藉藉的大夏，成为上海私立大学的巨擘。王伯群的教育思想，主张学术自由，包含革命与民主之精神。他力主大夏大学在贵州应该协助政府开发贵州的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他以“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三语和“自强不息”的校训与大夏师生共勉。他先任董事长，后兼校长，直至逝世。
抗日硝烟中内迁贵州
1937年8月13日傍晚7点。
沪西苏州河北岸中山路的大夏大学校园内。
师生们如同往常一样，有的赶往图书馆学习，有的在操场上锻炼，有的在宿舍休息，突然一阵炮声远远传来，师生们一个多月的担忧突然到了眼前：日本人打来了！
校本部门口迅速挤满了来打探消息的师生，学校经过紧急商议，要所有师生暂时各自撤往租界。
随着战事的蔓延，上海已经不安全了，学校决定内迁大后方，经与复旦大学商议，两校决定组建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于1937年10月迁往庐山牯岭。然而随着南京的沦陷，江西也变得危险，仅仅在牯岭复课三个月，教育部又下令让学校再往西迁。由于两校合并，师生众多，经费紧张，校舍紧张，后决定分开。这样，复旦大学留在了重庆，大夏大学则迁来贵阳。
抗战爆发后，大夏大学是最早迁来贵州的大学。时任王伯群秘书的王守文撰文回忆：大夏之所以迁来贵州，一是因贵州交通闭塞，文化比较落后，抗战前夕还没有一所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得到当地的支持。
师生们抵达贵阳后，贵州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盛赞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当局拨了贵阳讲武堂（今河滨公园对面黔剧团与贵州教育学院一带）为校舍。经过修葺后，学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初具规模。
迁到贵阳后，大夏大学仍由王伯群担任学校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学校设五个学院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大夏当年的学生
B 大夏大学在贵州
为黔籍学生减免学费
1938年初，学校开学了。
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大夏师生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读书了。
然而开学不久，学校就面临着经费困难。因为是私立大学，学校经费一般由学费收入，在上海时，不足还可以抵押校产借款，在贵阳，这个办法就用不上。到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淞沪富庶地区可比。其次，大夏在贵州本地招收的学生逐渐增加，据统计，第一学期黔籍学生共192人，占全校学生70%以上，此后，黔籍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由于贵州青年大多贫穷，王伯群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以1939年下学期为例，全校注册学生300多人，获得全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40人，半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36名。不仅如此，大夏大学迁入贵阳，使得更多的贵州省内贫困青年能就近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能提高贵州省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才能，省教厅与学校磋商请学校招收在职人员免试入学，经校方商议，指定了优待办法：“一、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中校民教机关或教育行政机关服务满三年以上者；二、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初等教育机关，服务满五年以上者，凡具有上列任何一项资格，经本省教厅保送，得免试入学。”
另外，在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学校依然坚持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采取减低学杂费等措施。这样，学校在开学时收取的学费往往只够3个月支出。这时候王伯群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但他仍然竭尽所能支持学校。当年大夏大学创办时提出的三个口号“师生合作”、“三苦精神”（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自强不息”在这个时候更具现实意义。
再迁赤水
1940年，随着学生的增多，讲武堂已经显得狭小了。
大夏大学在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急。王伯群心急如焚，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再迁赤水。当时交通极为困难，学校图书、仪器、档案等难于运走，又必须运走，师生旅途安全也必须照顾，加上经费紧张，已经身患胃病的王伯群焦虑之下，病情加重，急送重庆医治，终于不起，于12月20日病逝，终年59岁。
大夏附中的教务主任撰文回忆了自己与王伯群的最后一面：他临走那天早上，我去送行，到了他的书房，看到一切都很凌乱，他正在指挥人搬东西。他没有同我多谈，忽然走到衣架边取下一件大衣送给我：“你拿去穿!”我说：“我个子小，穿不上你的大衣。”他说：“不要说了。”我接过大衣，呆呆地站着，一直等到他上车，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好像失落了什么东西一样，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哪知伯群校长这一去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诀。
王伯群去世后，学校校董会推举欧元怀为校长，他上任后，立即组织学校搬迁，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将在途中的图书仪器，由鸭溪续运赤水，并敦促全体师生赶到赤水上课。当时，迁校的车辆有十几辆，有一辆在遵义附近翻车，幸而人、物均安。从贵阳出发到赤水，取道茅台，逆流而上，师生走了三个月，于1945年春抵达赤水。
赤水各界对大夏大学的到来给予了大力支持，腾出文昌宫大庙作为校本部，赤水中学、博文中学、赤水女中分别借出一部分校舍，这样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大夏大学便正式上课了。
赤水县县志办的苏林富介绍，大夏在赤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学校得到较大的发展。初到赤水，大夏有学生800多人，到1946年离开时，有1797人。
由于赤水地处偏僻，环境安静，大夏大学开学后，师生们反而能安静读书，所有课业观摩、课外研究都有所提高。当时赤水没有出版报纸，报刊由重庆或者贵阳的邮局送达，外面的信息要一周才能知晓。大夏大学用自己的收音机收听广播，制作成《大夏快讯》，每日一张，张贴在校内外，深受当地群众欢迎。除此之外，很多同学都积极的办专栏、墙报，其中，中文系学生黄麟佑等人办的《天公报》很有名气。
大夏大学的校友叶明德撰文回忆，大夏学生来自四面八方，赤水本地也有不少学生进了大夏，政治系学生杨厚林是安顺人，他还被选为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副主席。1945年和1946年，大夏大学在赤水举办了两次校庆活动，1945年6月1日是大夏大学21周年校庆。典礼上，校长欧元怀说，昔日孟母三迁为教子，大夏大学为避战乱也进行了三迁，这次迁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大家安心读书吧！ 再迁就是迁回上海。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次年大夏22年校庆，大夏也即将迁回上海，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篇，刻制成碑，于6月1日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这次校庆，相当于大夏师生与赤水的告别聚会，师生们与赤水各界人士欢聚一堂，摄影留念。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大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杰出的专家学者和工商界人士。
大夏大学抗战时期校本部遗址赤水文昌宫
C 对贵州影响深远
两任教育厅长均来自大夏
文史专家、《贵州文史丛刊》副主编王尧礼介绍，大夏大学迁来贵州前，贵州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仅有7所中学，教育并不受当局重视。
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抵达贵阳后，他们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特别是教育活动。两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和傅启学均来自于大夏大学，尤其是欧元怀上任后即着手对贵州的教育进行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1940年5月，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出任贵州教育厅厅长，他首先将教厅原有的“三科两室”进行调整：第一科专管中等教育（兼理高等教育）；第二科专管国民教育；第三科专管社会教育；秘书室掌理总务；扩大督学室组织，增设编审室等事宜。
欧元怀还订立了以培养地方建设人才为目标，以“质量并重为原则”，即“中等教育质量兼顾，国民教育先求量之增加及普及，再求质之改进充实”，推进国民教育的教育方针。国民学校数量至1944年底已达8770校，较之1940年的3905校翻了一倍。而对中等学校注重质的改进，“以期与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与生产事业各方面之需要相衔接。”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教育改革措施。首先，加大经费的投入，充实各校教学设备。在1942年全省中学教育经费达到近一百八十万，较1940年翻一番。其次，在教员方面，提高教师待遇。另外，对教学成绩进行考察。
大夏毕业生遍布贵州各机构、学校据梁茂林介绍，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致力于培养地方教育人才，历届毕业生服务于省、县、乡各级教育机关。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等。尤其是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学校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人才。
1941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在贵阳成立，为了充实新学院的师资力量，当局把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与师范专科划给了新学院。1940年，大夏大学原有的讲武堂旧地不够使用，王伯群多方游说募捐，筹得资金在花溪辟地为新校址，暂解燃眉之急。大夏大学迁往赤水后，其校址成为贵阳师范学院的校址。大夏大学在花溪建的校舍，后来也成为贵州大学校舍的一部分。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大夏大学回迁上海后，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开启贵州最早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
在大夏大学迁来之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据王尧礼介绍，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大夏大学迁来贵阳后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社会研究部的日常工作由吴泽霖和陈国钧负责，吴泽霖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所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陈国钧也是著名的民族学家，留学荷兰，归国后在大夏大学任教，在社会研究部协助吴泽霖工作。
社会调查部成立后，很快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其中尤以《炉山黑苗的生活》最为重要，该文为吴泽霖等受民国政府内政部委托调查的成果。《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社会调查部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王尧礼认为，通过大夏大学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师生业余生活：宣传抗日、扫盲、科普、演出在贵阳办学期间，大夏大学的师生们在读书的同时，也走出校门，积极投入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中。1938年6月，大夏大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发动全校教职员工五百余人，组农村宣传队，分九队赴贵阳县各片区进行宣传，动员全体民众，参加抗战救亡工作。1939年5月，全校师生开展了“肃清贵阳文盲”的运动。
1938年5月，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邵家麟为报纸撰写的星期论文《筹设贵州省立科学试验馆之计划》受到省教厅的重视，受聘主持贵州省立科学实验馆的筹设工作，组织内迁到贵阳的科学专家三十余人成立科学座谈会。政治系的同学组织政治学会与民众教育馆合作，邀请政府公务人员及高校教授在民教馆利用晚上闲暇时间举办“战时政治常识讲座”。法学院学生组织法学会，利用报纸，为各界人士解答法律问题，同时在校方的资助下，备置三个法律质疑箱，分设于贵阳市大十字、铜像台及司法路，接受函件质疑。除此之外，大夏各系学生，组织歌咏队、戏剧社，利用周末在贵阳大十字演出……大夏大学师生对于贵州社会教育的发展，无论在学理上、实施细则上还是在人员上，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
私立大夏大学在迁入贵州省的高等学校当中，规模不是最大的，师资也不是最强的，但正如吴泽霖所说，与其他学校比较，大夏是“与贵州关系较深的”，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了贵州。抗战八年，也是大夏师生发扬“三苦精神”努力发展贵州教育事业的八年。
本版图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
（部分资料来源于《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大夏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以及彭新莲的《抗战时期大夏大学与贵州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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