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29年(1940)，大夏大学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大夏这所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为兴义王伯群先生一手创办扶持，尤其是抗战八年的艰难奋斗，是值得我们兴义人乃至贵州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王伯群先生
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一个学生在校牌前留影
王伯群先生手迹
编者按：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取得了胜利。七十年过去了，战争留下的创伤，仍然深深地铭刻在国人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黔西南虽然偏居祖国西南一隅，远离战场，却没有因此成为净土，反而更多地与战争紧密地联系着，因为成千上万的黔西南子弟，直接指挥和参与了一场又一场面对日军的激烈战斗，用他们的智慧和力量、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壮歌!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本报组织了一批纪念文章，通过回顾黔西南籍子弟在战斗中的英雄事迹，来缅怀他们在保家卫国中的历史功勋，同时也警醒我们：振兴中华，勿忘国耻!
惨绝人寰的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已经七十年了，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起点，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50年间，中国反侵略战争首次取得完全意义的胜利。兴义虽偏僻，但兴义人在抗日战争中，却扮演了辉煌的角色，何应钦先生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签订受降书，并对世界发表广播讲话，受降的巨幅油画悬挂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正厅。兴义儿女拿枪拿刀与敌人血战的事迹已经介绍了不少，这里介绍的是那些拿起笔与敌人抗争的兴义人，首先介绍的是王伯群先生。
1924年夏天，王伯群在上海期间，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兴义人何应炳(纵炎)来访，说到因为学潮，厦门大学许多教授愤而辞职，300多学生到了上海，请原厦大的部分教授另组新校，解决失学问题。何应炳是何应钦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又是何应钦的妻子，他们是姻亲关系，王伯群听后对失学青年表示同情，愿意尽力解决失学问题。经何纵炎介绍，王伯群与厦大教授欧元怀见了面，决定创办一所大学，并拿出2000银币租校舍、登招生广告、制教具等，当年秋天开学。学校定名为大夏大学，含有是从厦门大学走出来的及光大华夏之意。欧阳怀后来回忆说：“伯群先生的资助，在大夏经费毫无着落的时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1880—1940)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完全是尽义务，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第二任校长王伯群(1885—1944)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之后，就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职责，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
大夏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欧元怀(1893-1978)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到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的极其重要、甚至决定性的意义。
随着师生人数逐年增多，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够用，决定另选新址扩建，需经费40万银币，王伯群先生独自承担一期费用10万银币，购地200亩及一期工程完成。建成占地三百余亩的校舍(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包括教学大楼(时名群贤堂，现名文史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婉蜒秀丽的校河(现丽娃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
当时的校董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傅式说等。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甚至当时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王伯群见教育部没有回音，就写信给重庆的校董何应钦商量。何应钦对大夏改为国立不甚赞同，认为保持私立，学校独立自主，免受政治风潮影响，人事稳定，教授安心，有利于学术的自由探讨。但若不改国立，则非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不能解目前和今后的困境。在经费方面何应钦也爱莫能助。最后则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请何应钦将大夏申请改为国立一事提交行政院讨论，如果得不到批准，就请政府适当拨款相助。
1942年2月的一次行政院例会上，何应钦将大夏请改国立一事作为提案提出来，请讨论决定。会上有人主张交付审查后再议。何应钦说：“此案无审查的必要，能改国立就改，不能改则拨款相助。会上即可决定的事，没有必要交付审查来拖延时日。”当日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蒋同意何的意见，并签字交付教育部办理。陈立夫接到批示后认为这是CC系控制大夏的绝好机会。于是既不尊重大夏保留校名的初衷，也不与出资人商量，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CC系干将、教育部秘书长张廷休为校长。趁蒋介石、何应钦因公外出时，在一次行政院例会上匆忙通过。认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大夏不吃也得吃。消息传出，引起大夏师生、校董、校友会强烈抗议，特别是在校学生抗议尤为强烈。王伯群召集学生开会，他说：“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过去18年的岁月里，我担任了15年校长，对大夏我耗尽了心血，我一无所求。对大夏的爱护，我不亚于你们。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从上海迁到贵州来，也必须而且能够把它完整地迁回上海去。教育部要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由他们去办，与我们大夏无关。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一如人身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允许他人和集团侵犯，我们有团结一致的师生员工和分布各地的广大校友，还有各公立、私立大学和舆论支持。任何力量、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学校。”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同时也鼓舞了大家维护学校的斗志和信心。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日与建国并重的战略方针，对于我们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等人力物力资源，能保存的要保存，能转移的要转移，以期增强抗战实力，因此“文化抗战”也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沦陷的大学、科研机构、文物、工厂能西迁的一定要西迁。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决定西迁。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大夏之所以迁贵阳，一因贵州交通闭塞，抗战前没有一所完整的大学，大夏应该迁到这种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为王伯群是贵州人，有爱乡观念，又对家乡情况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迁黔后以原讲武学堂为校址，即今河滨公园对面的黔剧团及贵州教育学院一带，它对促进贵州高等教育，培养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夏到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淞沪富庶地区可比，大夏如果学费过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学生往往少交学费或缓交学费，偏偏王伯群先生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这样大夏的经费严重不足，每个学期收费顶多能维持前3个月。王伯群先生多方筹措，甚至将私款借出，每学期要借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这学期借出下学期收回，数目相同而实际价值已降低，带来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为此，王伯群先生提出了“三苦精神”，即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工苦干，另外提出了“师生合作”、“自强不息”的口号。大夏师生就是在这样的口号激励下，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
民国29年(1940)，大夏大学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大夏实在难以维持下去，就请求政府改为国立并拨款相助，只要保留大夏校名即可，随即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他对这个申请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过去在上海时，CC派企图渗透大夏，被王伯群以学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为由拒绝。今大夏面临难关，竟然求到CC派的头子门下，陈立夫势必不愿帮忙。
接着王伯群亲赴重庆质问陈立夫，王说：“大夏乃私人出资所办，并非政府所为。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征得捐资创办人同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学，试问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有此先例吗?”陈立夫无言以对。后经何应钦提请复议，教育部才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学校设五个学院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贵州南部的独山。贵阳危急，眼见20年惨淡经营之大夏又将毁于炮火，王伯群先生身患胃病，心急如焚。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再迁赤水。当时交通极为困难，学校图书、仪器、档案等难于运走，又必须运走，师生旅途安全也必须照顾，加上经费紧张，王伯群病情加重，急送重庆医治，终于不起，于12月20日病逝，终年59岁。王伯群先生临终前，留下遗嘱，其内容如下：
余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在总裁领导之下，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跃然纸上，这份遗嘱感动了国民党内的很多同志，虽然王伯群先生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长后，只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的虚职，专心致力于教育，但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种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弥足珍贵的。
1946年，大夏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决定在校内刻碑纪念，上书《大夏大学迁校纪念》，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建“思群堂”并刻碑纪念。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万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我国著名作家、《李自成》一书的作者姚雪垠;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的吴良斌(亮平);文艺理论家、文化部原部长周扬。还有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及众多专家学者。以及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等。
解放后的中国大专院校调整，教育部以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为基础，同时调进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学原址上，于1951年10月创办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当时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部分师生，前往香港，与当地其它学校联合，组成香港中文大学。大夏这所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学，为兴义王伯群先生一手创办扶持，尤其是抗战八年的艰难奋斗，是值得我们兴义人乃至贵州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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