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后人，希望能邀请他们出席10月校庆时《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而王伯群校长就是去年本报“迟到的毕业证”系列报道中因战乱未及时发出毕业证上的“签名校长”。青年报在今年9月11日对此事予以了报道，昨天，校档案馆来电告知，报道刊发后，寻人线索正如雪片般纷至沓来，几经周折，他们已经与正在美国的老校长之子王德辅先生取得了联系。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制图 周培骏
[寻人新进展]
得众多热心人提供线索
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诞辰130周年、大夏大学建校91周年。为不忘先贤，传承文脉，激励后进，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通过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馆藏原始档案，呈现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发展历程，全面发掘王伯群对大夏大学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
华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介绍，据他们了解，王伯群校长与夫人保志宁育有一子四女，分别为王德辅（国维）、王德馨、王德安、王德祯和王德龄。王伯群逝世以后，遗孀保志宁女士携5幼子移居美国。“时空交错，我们一直无法获知她及其子女的确切消息。”
“我们非常期待王伯群校长后人能亲临新书发布会，但为了寻找王伯群校长后人，他们曾遍访贵阳、兴义和重庆等地而无果。”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在今年教师节当天，校档案馆微博微信同步发出寻人消息，青年报则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独家报道。
据介绍，报道刊发当天就有好消息传来：学校院系机关和交大校史馆、贵州师大档案馆主动提供帮助，王伯群贵州家乡人、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还主动捐赠老照片等。在获悉寻人消息后，王伯群妻子保志宁的二妹保志康的儿子袁志麟还专程赶往华师大档案馆，详细介绍他们一家与保志宁的交往过程。据悉，袁志麟是保志宁在上海的主要联系人，也是愚园路别墅的代理人和交涉者。其间，大夏大学第三任校长欧元怀儿子欧天锡也来到学校提供线索。
汤涛说，这段时间以来，还得到了好几位热心市民的反馈。
联系上了王伯群的长子
几经辗转，汤涛终于在9月12日拿得了王伯群长子王德辅的电子信箱，“我马上给其发信息，连续发了五天之后，终于获得回函。”
在电子回函中，王德辅介绍了自己的身世：1934年出生于上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在贵州省贵阳市，1944年父亲去世时他还只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他随母亲搬家至南京，1949年又迁至台湾。最终于1950年经泰国、秘鲁移居美国。
王德辅在美国雪城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位列于美国和意大利财富500强企业的三所跨国信息技术公司工作。
王德辅撰写过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技术和商业杂志，2014年他的第一本书《爱国者和军阀》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其父王伯群和叔叔王电轮（王文华），致力于将中国长期专制的王朝政府改变为一个基于民主的国家政府的过程。
如今，王德辅居住于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和卡罗拉多州的帕诺拉，他热衷于自行车运动和滑雪，爱好包括中国和意大利文化、古典音乐、艺术和历史。他有四个孩子，六个孙子和一个孙女。
对于华东师大的盛情邀请和大范围寻人，王德辅致函馆长深表感激。但由于之前已做其他安排，此次难以回国参加新书发布会。王德辅表示在新书会发布前，将专门撰写致辞以表祝贺，同时，恳请汤馆长为他的妹妹和两个子女快递新书。他透露，在2016年春天将去贵阳处理房产的事宜，到时专程前往华东师大走访。
[追忆旧片段]
故人回忆老校长用人不疑
在寻人过程中，校档案馆还意外收获了鲜为人知的温情故事。此次，王伯群校长的贵州老乡、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主动与校档案馆取得联系，不仅捐赠了王伯群先生的一些珍贵老照片，还主动披露了他父亲吴照恩亲写《在伯群校长身边的岁月》回忆文章中的一些细节。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很多大学内迁。大夏大学迁到贵阳时，吴照恩已工作了两年半，符合当时教育厅“师范毕业生必须服务两年后才能报考”的有关规定。于是，当大夏大学在贵阳招生时，吴照恩便去报考，录取后即辞去乐群小学校长职务。
1940年夏，吴照恩大学毕业。一天，他被通知王校长有事找。王校长说：“你到附中部去工作。先去看看曾主任，他会给你安排。”吴照恩觉得，看样子王校长好像已很了解自己的情况。曾主任似乎早已得到通知，开口就说：“校长安排你来搞训导主任工作。这是校长决定的。”口气很肯定。
校长不仅主动把吴照恩留校，也不安排他去做一般的教师，而是一开始就委以行政管理的重任，令吴照恩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是农民之子，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要想找到工作谈何容易，何以会选中留校工作？
吴照恩后来回忆，或许是在毕业生名册上看到了他的履历，知道他曾在平刚先生创办的乐群学校工作过，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业绩，校长才起用他的。
吴照恩到附中工作以后，同校长接近的机会多了，并深感校长待人以诚、治事从严，尊重人，用人不疑，放手让他办好大夏大学贵阳附中。
此一去重庆再未与他相会
1944年8月，王伯群胃病突发，吐血数次。吴照恩陪他到湘雅医学院看病。院长私下告知吴照恩说：“校长十二指肠溃疡，已较严重，你们要劝他多休息，少操劳。”这时，日寇已窜到广西，黔南渐趋紧张。不久，省政府下令疏散，大夏大学部决定迁赤水。校长要到重庆为大学搬迁筹款。他嘱咐吴照恩：“大学部迁赤水，附中暂留贵阳，你要把附中看护好。”
“大学部搬迁的经费无着落，到了赤水，老师的工资都成问题。我不去筹怎么行呢？”校长临行那天早上，吴照恩去送行。车子开动了，校长回头看了看他，没有说话，吴照恩不自觉地伤感落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惆怅，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哪知伯群校长这一去，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校长走后约一周的时间，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其时，由于黔南事变，日本人打到独山，大批难民涌入贵阳。市政府收回了讲武堂（大夏校址），大量难民拥进了学校，又逢天降大雪，气温骤降，难民们为了取暖做饭，开始拆门窗课桌板凳当柴火烧。一旦桌凳等校具烧完，中学怎么能复课呢？想到校长临行时的嘱托：“你要把附中看护好”，吴照恩强忍悲痛，与校友一起，想尽办法，终于阻止了难民进一步的拆烧，保全了学校的教具和校舍。但他也因此失去了赴重庆吊唁的机会，成为终生遗憾……
大夏大学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原址。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就在原校丽娃河畔建“思群堂”，至今，华东师大的校园里依然保存着这样的一栋充满着荡气回肠往事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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