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以及青年报的独家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后人终于联系上了。昨天，《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正在美国的老校长之子王德辅先生发来问候祝贺并分享家训，明年春天他将前来拜会学校。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老校长长子分享家训
昨天，《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式放在了长宁区少年宫，这栋名为“红花楼”的意大利哥特式建筑其实就是王伯群过去在上海的私宅。建筑远望犹如一座欧洲城堡，抗战时期为汪精卫占据，被称为“汪公馆”。如今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也是上海十大经典老洋房。
1924年，原厦门大学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大夏大学。王伯群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从赁屋设校起步，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更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诞辰130周年、大夏大学建校91周年。为不忘先贤，传承文脉，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首度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馆藏原始档案，呈现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发展历程。
通过此前的寻人，学校方面终于联系到了在美国的老校长之子王德辅先生。此次，王德辅专门为新书发来了问候祝贺并分享家训。1943年，其父王伯群写过这样一段家训：“我的家庭和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接受适体的教育，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唯有如此，方能获得社会的称许，方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出贡献，成为一个致力于使吾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公民。”
国内最早实施导师制
王德辅说，父亲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一直钟情于教育事业，从1924年起，他一直担任大夏大学的董事长和校长。他多方筹措资金，建设上海大夏大学的新校园。1932年卸任交通部长后，他将余生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大夏大学。在日寇入侵之时，学校举步维艰，他鞠躬尽瘁，不辞辛劳，勉力维持大夏大学的生存和发展。
据了解，在办学思想方面，王伯群一直坚持“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提倡“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员工苦干）、师生合作和读书救国，并在校实施导师制。
这个制度是大夏培养学生最成功的一种教学制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下，导师首先是关注学生等心智等训练和培。其次是关注学生对学习对学习知识对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
此外，学校还实施通识教育，譬如文科课程，普通必修学程上，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生“文理兼修”。
与复旦成立第一所联合大学
面对民族灾难，如何读书救国，坚持抗战？王伯群曾多次在报刊发表文章，在学生中和大众中去演讲，积极宣传抗战。
1933年6月，王伯群在《大夏周报》撰文《国难与大学教育》，把大学教育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认为大学作为乐育人才、研究学术最高籍贯，所负使命，异常重大。强调加强人格教育、生产教育和科学教育。呼吁全体师生，认定目标，迈往直前，本大学教育之使命，树学术救国之宏图。
1934年春，王伯群倡议在大夏大学开设救亡图存讲座，邀请李公朴、何炳松等各界专家轮流主讲，并希望群体教职员也参与听讲，一以振奋个人精神，一以坚竖个人意志。
1935年4月，王伯群给全校做《复兴民族之责任》的报告，指出对于复兴民族之责任。1936年春季，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王伯群作《国难日急声中吾校师生应做的工作》演讲，在当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王伯群再作《发扬立校精神与复兴民族》报告，号召“大夏数千众之智识阶级健全分子，果能本立校精神，每人领到一万民众团结一致，自强不息，勇猛奋斗，必不难挽救国难，复兴民族。”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积极筹备，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成立联合大学共同西迁。“大家都知道西南联大，其实，大夏大学与复旦在西迁过程中成立的联合大学才是中国抗战时期第一所正式由政府命名的联合大学，也由此开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一段艰难而又值得纪念的历程。”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道。
支持大夏师生走向抗战前线
在王伯群和大夏大学抗战氛围的影响下，大夏大学众多师生投身抗战事业，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大夏大学不仅有教师为宣传抗战而英勇牺牲，还有多名学生投身正面战场的抗战事业。抗战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大夏大学前后有10余名学生参加战地服务团，赴缅甸战场为盟军担任译员。大夏大学为支持抗战事业，专门制定了这部分学生的学分认定办法，全力支持他们的抗战工作。
“我记得小时候，正值抗战后期，日寇经常对贵阳投弹轰炸，但父亲仍然每天冒着危险，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郊区花溪校园上班。即使疾患缠身，父亲仍频繁奔走于重庆，筹措大夏办学资金和经费。1944年12月20日，父亲终因积劳成疾，在重庆逝世。”王德辅回忆道。
大夏大学在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原址。1946年，大夏大学校董会提议，为了纪念王伯群校长，在丽娃河畔建“思群堂”。另外，在征得贵阳大夏中学校董会同意，贵阳大夏中学后来改名贵阳伯群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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