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来最早，在贵州时间最长（1938年——1946年）的是上海私立大夏大学。大夏大学创办于1924年，脱胎于厦门大学。事情的起因是1923年冬，厦门大学因个别教师教学质量不好，学生要求教学改革，学校当局处理不当，殴打侮辱学生，激起师生愤怒，事态愈演愈烈。学校不但不采纳学生意见，反而将支持学生的欧元怀等教授改聘，火上浇油，于是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余泽兰等9名教授愤而离校，前往上海。300多名学生也随之来到上海，拟在上海另建一所私立大学。欧元怀多方奔走，经费无着，于是通过何应钦之弟何应炳（纵炎）找到了王伯群。王伯群，贵州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曾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王对厦大师生深表同情，慷慨捐大洋2000元，租借民房作校舍，聊解师生无米之炊，登报招收学生，于1924年秋季正式开学。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邀请柏林工业大学化学博士马君武及政界要员汪兆铭（汪精卫）、吴稚晖等七人组成学校董事会。董事会推王伯群为董事长，马君武为校长，取校名为“大夏”，意在光大华夏文明，同时隐含学校起源于厦门大学的意思。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任命王伯群为交通部长，次年马君武改任北京工学院院长，经董事会决定，由王伯群兼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主持校务。1931年王伯群不再担任交通部长，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虚职，决心致力于教育事业。为了壮大声势和贷款方便，一方面聘请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立法院副院长兼江苏省主席叶楚伦、上海市长吴铁城、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正延、内务部长黄绍竑、中宣部长梁寒操等为董事，又增补浙江银行董事长徐寄廎、总经理徐新六，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四行储蓄会主任、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总经理胡孟嘉，中国银行行长张公叔，信诚银行董事长王一亭等为董事，还将《时事新报》、《申时电讯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四家报社总经理张竹平等及上海闻人虞洽卿、杜月笙等聘为校董，使大夏大学能在上海立足，发展壮大。
1930年，由于师生逐年增多，在上海胶州路的校舍已不敷用，校董会决定在中山路梵皇渡另建新校舍，预计用款40万银元。首期工程需用款10万银元，王伯群慨然捐赠白银67000两，折合银元10余万元，又向几家银行贷款30万银元，历时两年建成新校舍。建立“集贤堂”教学大楼24座，“群策斋”、“群力斋”男生宿舍和“群英斋”女生宿舍，还修建教职工宿舍12幢及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理科实验室、医疗室、浴室、饭厅等建筑群，占地18000平方米，成为上海40多所私立学校中规模宏大、环境优美的一所大学。经过10多年苦心经营，大夏大学规模不断扩大，设有文、理、教育、商学、法学五个学院及师范专科。王伯群、欧元怀十分重视人才，在上海礼聘一批著名专家、学者为教授，在私立大学中与复旦齐名，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大夏开始西迁。起初，由大夏、复旦、光华、大同四所私立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后因意见不合，光华、大同两校退出，改由大夏与复旦两校组成联合大学，迁往江西庐山牯岭。大夏首批师生在欧元怀副校长的带领下，携带图书、仪器、档案由上海西站出发，经泸杭铁路、浙赣铁路、南浔铁路至庐山，其余师生结伴而行，从水路分批到达庐山。12月教育部长陈立夫到联合大学视察，同意应届毕业生的请求，准予提前毕业，发给临时毕业证书，以后补发正式证书。在庐山牯岭上课三个月，南京陷落，九江、武汉吃紧，教育部又令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西迁重庆，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北碚，师生员工及家属众多，校舍严重不足，复旦大学决定留在北碚，大夏大学决定迁往贵阳，遂使联合大学解体，各自恢复原有校名。时任大夏大学董事长的何应钦和校长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认为迁贵阳既可使贵州有高等教育，又有诸多有利条件，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财政厅长周治春都是有识之士，表示大力支持，将次南门外原讲武学堂校舍及场地拨借给大夏大学，于1938年秋正式上课。
大夏大学迁到贵州，贵州始有高等教育，本地高中毕业生再也用不着千里迢迢地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求学，可以就地考入名牌大学。大夏大学是一所相当完备的综合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社会学系、历史学系和新闻学系；理工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土木工程学系和建筑工程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行政学系、教育心理学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有商学系、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工商管理学系和国际贸易学系；法学院有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共五院二十二系。又设有社会研究部、文史研究室、政治研究室，还附设师范专修科、教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及大夏附中。
大夏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副教授 50名。在上海聘请的教授大都随校迁来，又在贵州增聘若干教授，文学教授如谢六逸、李青崖、钟泰；外国语教授如黄奎元、关彩琪、刘行骅夫人（美籍）、保骏迪、张光年；史地教授如翦伯赞、周谷城、梁园东、叶汇、王守诚；社会学教授如吴泽霖、陈国钧、梁瓯第、张少微；政治学法律学教授如谌志远、钟跃天、高承元、葛受元；经济学教授如金企渊、赵兰坪、刘行骅、张伯箴，数理化教授如夏元慄、陈景琪、谢仲武，教育学教授如马宗荣、邰爽秋、鲁继珍等。
副校长欧元怀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兼任贵州教育厅厅长。秘书长王毓祥原为厦门大学教授，后留居美国。教育长吴泽霖，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大夏大学担任过文学院院长、社会研究部主任、社会学教授。总务长马宗荣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社会教育家，曾任大夏图书馆馆长、社会教育系主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国立中央民众教育馆馆长。文学院长谢六逸，留学日本，是著名的作家、新闻家和日本文学专家，开创复旦大学新闻系，兼任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文通书局编辑所副所长、《文讯》主编。理工学院院长夏元慄，著名物理学家，曾获美国耶鲁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原为重庆大学教务长，在大夏任理工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商学院院长金企渊，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法学院院长谌志远是政治学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大夏大学训导长、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邓世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中山大学法学教授、大夏大学经济学系主任。高承元，维也纳大学法律研究院毕业，曾任中山大学法律系主任、大夏大学法律系主任。毛家琪，曾任湖北法政大学校长、大夏法学院院长、政经研究室主任。张梦麟，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系毕业，大夏英文系主任、附设中学部主任。姚薇元，历史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任西南联大和大夏大学教授。廖世承，留美心理学博士，曾任光华大学校长、湖南兰田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大夏大学教育学教授。李青崖，留学比利时，专攻法国文学，大夏大学教授。曹未凤，著名文学翻译家，大夏大学外文系主任。陈倚石1941年任大夏大学教育系讲师，是一个有名的画家，后来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授。马宗荣、谢六逸、谌志远、张梦麟都是贵州人。
大夏大学是内迁贵州各高等院校中招生最多的学校，在校学生经常在1450人左右，最高年份达1800人，在贵州8年共毕业学生约2000人。教育学院的贡献最大，毕业生分发到全省各中学任教，一向缺乏数理化教师的贵州“从此黔省数理教师不虞匮乏”，各县教育科长、中学校长多出自大夏大学教育行政系和教育心理系，后将教育学院并入贵阳师范学院，成为贵阳师院建立的基础。社会教育家马宗荣在大夏期间，出版了《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社会教育入门》等30余种专著，对我国社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作用，大夏社会教育系的毕业生分到各县建立民众教育馆。北大并入西南联大后新闻系停办，抗战期间存在的只有谢六逸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大夏大学新闻系。曾在大夏大学任职的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一文中写道：“贵州省民政厅颇为借重法学院政治系毕业生，分发担任各县县长或科长，而司法机构，亦多委任本校法律系毕业生担任地方法院院长或推事等职。”又说，“贵州商业向不发达，自大夏商学院迁黔后，王伯群校长认为银行为各种事业之母，乃倡导银行事业，促进国际贸易，并自兼聚康银行董事长，因此地方商业日渐繁荣，通商惠工，不亚京沪。”大夏首开贵州社会学系，组织学生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社会研究部出版了《民族学论文集》、《苗夷丛书》、《苗胞影荟》、《炉山黑苗的生活》等书，社会学家梁瓯第后来担任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即榕江师范）校长，对民族教育多有贡献。曹未凤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在贵州出版，共12册，包括《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暴风雨》、《凡隆娜二绅士》、《如愿》、《罗密欧与朱丽叶》、《马克白斯》、《汉姆莱特》、《冬天的故事》、《错中错》、《无事忙》等，是我国最早的译本。
大夏成绩最显著的时期，同时也是大夏办学最艰苦的时期。在战乱环境中办学，困难重重，从大城市上海迁到贵阳，办学条件大不如前，离开上海失去了贷款的有利条件，靠私人办学财力难以支撑，加之物资紧缺、物价飞涨，坚持办学，困难越来越大。大夏提出“自强不息”、“师生合作”、“三苦精神”的三个响亮口号，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奋斗，师生同舟共济，发扬“教师苦教”、“职工苦干、学生苦学”的精神，使他们度过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因是私立，没有国家补助，教职员工的待遇比国立大学的低，而专家、学者、教授却抱有“乐育英才”的思想，甘于贫困，不计报酬，八年如一日地坚持教学。在其他部门兼职兼课谋求生存。学生没有公费，生活自理，还要交纳学杂费，而大多数是流亡学生，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继续求学。为了增加学校收入，大夏大学受财政部盐务局的委托开办盐务专修班，又增设师范、教育两专修科。
经费困难成为大夏办学的最大难题，为了摆脱困境，校董会认为从长计议，无妨申请改为国立。1942年，大夏董事长何应钦在行政院例会上提出将大夏改为国立的议案，蒋介石在申请书上批示：“改国立原则可行，交教育部切实整理院系呈核。”时值贵州要求创办一所综合大学，教育部长陈立夫便顺水推舟，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工农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何应钦、王伯群及广大师生坚决反对，认为改国立可以，但必须保留“大夏”的名称。王伯群向全校师生表示：“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长起来的，在过去18年的岁月里，我当了15年校长，对大夏耗尽了心血，……大夏的成败荣辱与我分不开，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能把学校完整地迁到贵州来，也必须而且能够把它完整地迁回上海去。教育部要设立贵州大学，那是他们的事，与我们大夏无关。”他亲自到重庆质问教育部长陈立夫：“大夏乃私人出钱所办，并非政府所办。公立学校，政府可以任意为之。今政府对私立学校，未经征得捐资创办人之同意，而欲收归公有，于法何据？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学？试问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有此先例吗？”陈立夫无言可对，后经行政院复议，收回成命，大夏大学仍作私立存在，保持“大夏”名称。下半年大夏大学人事作了变动，董事长由孙科担任，王伯群以校董身份兼校长，副校长欧元怀出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教育厅长傅启学改任大夏大学训导长。
1944年秋，日军攻下衡阳，进逼桂林、柳州，大夏大学又面临遭受战争破坏的危险，王伯群一面安排提前考试放假，一面打算将大夏迁到川黔边境的赤水。不料，王伯群积劳成疾，十二指肠出血不止，于12月20日在重庆病逝，终年59岁。校董会决定欧元怀辞去教育厅长担任大夏大学校长，王毓祥任副校长，组织搬迁。用十几辆汽车搬运图书仪器700余箱，随行师生仅600多人，教授高承元、蔡仲武、陈景琪、张祖尧等随行，于1945年3月抵达赤水。大夏校本部设在文昌宫，各学院分散在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和赤水县立女中，4月初正式上课。大夏在赤水招生，同年秋季入学学生增至1232人，次年春季招生，在校学生达1797人。1945年6月1日，是大夏大学21周年校庆，王副校长撰楹联一副贴在大夏校门，其联云：“历尽万苦千辛，且喜来集斯宇。若要一劳永逸，还需打回老家。”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大夏仍在赤水上课。1946年5月大夏开始搬迁，于10月返回上海，10月28日举行开学典礼。
大夏迁回上海后，于1946年12月在大夏旧址建“思群堂”以纪念已故校长王伯群，并立《思群堂纪念碑》，孙科主持《思群堂纪念碑》揭幕仪式，全校师生向已故校长王伯群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怀念。《思群堂纪念碑》全文如下：“思群堂者，大夏大学师生为纪念故校长伯群先生而筑之者也。当大夏创设之初，蠖屈穷巷，无尺寸之籍，赖先生殷勤扶掖，规制初具，既而分退食之余晷，兼理校政，困心衡虑，荷钜举艰，十年如一日，置廨宇，储典籍，萃东南之士而大淑之，而夏声乃宏。民国二十六年秋，倭虏构难，淞沪阽危，先生复毅然挚校迁筑，披荆斩棘，振铎黔中。盖又阅六稔，三十三年冬，寇窥独山，西南震越。先生适寝疾，闻耗亟起，图再徒赤水。比至渝，忧劳逾恒，竟尔溘逝，良可恸也！厥后，欧校长元怀，王副校长毓祥，膺校董会之重托；继承遗志，克期迁赤，离经流，播大夏，终获无恙。又期年，寇患平，今年秋，西土之校本部暨留校之分校，俱返梵皇渡丽娃河畔归址，盖先生所辟者也。大夏师生于聚首庆叙之余，感悼先生之不已，乃建一堂，有如此者。然则斯堂之寿，宁有既乎！堂成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大冶刘锐为之记，永嘉马公愚书。
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仍由校长欧元怀、副校长王毓祥主持，董事长改由上海新华银行总经理担任，惨淡经营3年。1949年上海解放，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调整各大专院校，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研究决定，将私立大夏大学与私立光华大学合并，改组为华东师范大学，经费由国家负责。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以培养教师为主的文理科综合大学，设有教育学、政治教育、中国语言文学、外语、历史、图书馆学、数学、物理、生物、地理、计算机科学、心理学、体育、艺术等系，还设有教育科学院及若干研究所，是我国著名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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