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浙大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迁往湄潭,受到当地热烈欢迎,师生与当地政府官员、社会贤达留影。李龙江供图
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第十四届毕业生合影,摄于榕江。石庆伟供图
1940年,浙大农学院部分师生留影。李龙江供图
1938年,国立贵阳医学院成立,它是贵州首所真正意义上的、扎根本土的现代大学。资料图
1944年底,国立广西大学迁至榕江县城,各学院分散在八大会馆教学。图为保存较好的“两湖会馆”大门。石庆伟摄 (贵景网发)
浙大,“文军”的艰难长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8月,淞沪会战失利,华东危急。
于是,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校长率领下,怀着“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理想,踏上漫漫西迁之路。
从11月11日开始,浙大本部师生分三批出发,于15日全部到达浙江建德。同时,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几乎全部搬离杭州。11月下旬,此前已经先行迁移的大一新生,也分批行动向建德集结。稍事休整,全校立即复课。
11月18日,民国政府各院部络绎西迁陪都重庆。11月20日,竺校长从广播中获悉。同时,苏州陷落,日寇逼近嘉兴,建德并非安居之地。
浙大必须再次搬迁。经多方奔波联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把吉安县青原山及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但要求以后能集中泰和。
12月24日,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艰难赴赣,饱受日军的轰炸威胁和风霜之苦,终于次年1月20日平安到达临时落脚之地吉安。
浙大利用当地两所学校寒假空档,借屋上课,眷属则租用了当地一些居民住房,结束了一学期的课程。2月18日,浙大师生即由水陆两路迁移到泰和。师生离去后不久,当地便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
在泰和时期,由于战乱、物资匮乏,师生及家属生活极其艰苦。竺可桢廉洁俭朴、一心为公,忙于迁校事宜而无暇顾家,甚至无法悉心照料身患重病疟疾的夫人张侠魂和次子竺衡,加之缺医少药,校长痛失妻儿。
1938年6月下旬起,赣北相继失守,形势急转直下,浙大只得再次筹划西迁。学校再次组成迁校委员会,7月3日,竺可桢在武汉找到教育部长陈立夫,后者同意必要时可再次迁校,并建议新址可考虑贵州安顺。此后,竺可桢经长沙赴广西考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1938年10月底,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后,疲惫不堪的浙大师生到达广西宜山,力求能在战火飞纷中找到一片安宁的天地。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
当月,竺可桢到贵阳与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拟把浙大迁到云南建水或贵州安顺,其间,恰遇湄潭在贵阳做事的陈世贤、宋麟生两人,他们力劝学校迁往湄潭。
时任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曾在江苏任职,召集各界人士组织了21个团体隆重欢迎前来考察的竺可桢,答应把全县最好的房舍供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决定将浙大迁到湄潭。
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继续往贵州搬迁。1月16日,竺可桢从贵阳抵遵义,受到全城绅士的欢迎。因遵义至湄潭公路未竣工,迁到遵义的浙大只好临时安排房舍复课,同时筹划迁校湄潭事宜。6月,浙大农学院师生陆续迁到湄潭开学上课。9月,竺可桢一行到湄潭县城和永兴场考察后,决定将滞留在贵阳青岩的一年级迁到永兴,将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理科迁在湄潭县城,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设在遵义。
至此,浙江大学结束了两年多颠沛流离的西迁之路,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在黔北找到了一方适于教学科研的净土。人们称它为“文军长征”。
8所高校内迁贵州
浙大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的缩影。在其前后,还有7所高校相继迁来贵州。
这七大高校为: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贵阳；唐山工学院迁平越(今福泉)；中正医学院迁镇宁；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榕江。1944年底,黔南事变发生、独山沦陷后,又有部分高校再次迁移。
贵州文史馆原副馆长、文史专家史继忠教授说:“抗战期间,大部分国土沦丧,西南成为大后方。这些高校西迁贵州,主要因为这里比较安全,少有战事,国土很少受到日寇侵犯,其次,因为长江被日军封锁后,贵州成了西南的陆路交通枢纽。”
在八大西迁高校中,与贵州关联最为紧密的大夏大学最先入黔,驻黔时间也最长。该校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文科尤为突出,贵州兴义人王伯群任董事长和第二任校长。1924年,厦门大学300余位教师和学生因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厦门大学原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人与刚卸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王伯群,共同筹备成立了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教授还囊括了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等。
1937年9月20日,在沪的复旦、大夏、大同、光华四所私立大学决定成立联合大学内迁。溯长江而上,大同与光华在九江退出,大夏与复旦组成联大在庐山牯岭复课三个月后,以复旦为主的师生迁重庆北碚,称第一联大,以大夏为主的师生迁到贵阳,称第二联大。后来,联合大学解体,各自恢复校名。
1937年冬,大夏大学来到贵阳,最初假当地讲武堂上课,即今河滨公园对面黔剧团一带。很快,就面临经费紧张和校舍不足等办学难题。即便如此,受该校感召,中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奠基者谢六逸、著名社会教育学家马宗荣等黔籍学者集聚门下。
1939年,大夏大学在花溪得到政府划拨公地和私人捐地共一千亩左右。次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3栋校舍。1942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和校董事会强烈抗议,教育部收回成命,大夏大学仍得以保存原名与维持私立。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病逝。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被校董事会推选为校长。1945年3月,大夏师生到达赤水后,得到当地大力支持。
1946年9月,大夏大学回迁上海,1952年秋,在中山北路校址上与光华大学建立华东师大。
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为当时名校,1939年初,在院长茅以升的率领下辗转迁至平越继续办学。1941年8月,奉教育部指令,该院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北平铁道管理联合学院。唐院学生群情大哗、提出抗议并罢课,院长茅以升亦辞职。1942年1月,教育部更改前令,将学校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黔南事变后,该校因离独山仅百余公里,不得不亟谋迁移。在来不及确定迁移地点和教育部未予拨款的情况下,学校于11月16日布告全校,暂时停止上课,到重庆去集中。
1946年4月4日,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改组,唐、平两院恢复战前旧称,各自独立。1946年8月,国立唐山工学院迁返唐山原址办学,后演变为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
奠定贵州现代教育体系
史继忠说:“抗战前,贵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校,贵州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是在抗战时期,它主要得益于学校的内迁。”
他还称,此前,所谓“贵州大学堂”和“省立贵州大学”,因为没有院系和教授,且停办多年,实为“小学”与“中学”。
大夏大学的进入,结束了贵州没有大学的历史。此外,在高校内迁浪潮的助推下,贵州先后新建了三所本土大学——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和国立贵州大学。
抗战初期,华北华东沦陷区学生纷纷流离失所,其中相当一部分流亡至战略后方西南地区。为给流亡医学生提供继续就学机会,奠定西南地区医学教育基础,教育部决定在贵阳市建立国立贵阳医学院。
1938年1月1日,校筹委会在汉口建立,著名热带病学医学家李宗恩被任命为筹委会主任。3月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宣告成立,,成为全国仅有的九所国立医学院校之一。
贵州本土高校的老师,很多来自西迁高校,部分西迁高校的教授,纷纷到本土高校兼职授课。
陆海空三军院校也纷纷迁贵州。陆军大学、步兵学校、军官外语补习班迁遵义；防空学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炮兵学校迁都匀；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迁独山；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迁安顺；中华民国海军学校迁桐梓；通讯兵学校迁麻江,辎重兵学校迁龙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迁镇宁。
国立中学扎根贵州。国立十四中、国立三中、国立浙江大学附中、国立黔江中学等入黔,如国立十四中的前身为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当时号称“四大名中”,1938年8月迁贵阳,八年办学,学生逾千。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周邦道率领20多个省市460多所学校的1000多名流亡学生,经过艰难跋涉来到黔东重镇铜仁,筹建国立三中,直属国民政府,历时八年。抗战胜利后,改由贵州省接办,现为铜仁一中。
抗战胜利后,部分学校被当地接办或与当地学校重组办学,如大夏大学把教育学院和教育师范两个专科划拨给国立贵州师范学院,贵州省立中学也从此前的几所增至20多所。
史继忠说,抗战时期,贵州有5、6个医学院、校、馆、所,成为全国重要的医学教育基地。
据载:1938年4月,贵州仅有高等院校两所,学生705人。1939年高等院校增至5所,学生2536人。1945年高等院校9所,学生4233人。
延续国脉,促进发展
史继忠教授指出,日本侵华,不但侵占国土,也企图毁灭中国文化。教育的西迁,带来了文化的迁移,为国家和民族延续了文脉、保存和培养了精英。这是贵州对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
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内迁贵州的学校,在这方相对安静的沃土得到休养生息,同时也改变了贵州的文化面貌,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从贵州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正因此,浙大人对于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
抗战期间,贵州大家荟萃,成为了“人才高地”。在随校迁黔的知名学者专家中,科学家就有竺可桢、茅以升、苏步青、张孝骞、王淦昌、贝时璋、卢鹤绂等。
抗战期间,贵州文化昌盛,成为了“文化高地”。史继忠说,当时贵阳有艺术馆、科学馆、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故宫博物馆还在贵阳举办画展；剧院有几十家,田汉还收留了一些流浪儿童成立剧团开展演出；出版的报纸有50、60种,文通书局是全国七大书局之一,贵州广播电台还用英语、马来语、广东话对外广播；成立了篮球队、棒球队等。
史继忠说:“在广州、上海一些大城市才有的东西,贵阳当时几乎都有。比如,贵阳有跑马场,举行跑马比赛。直到解放前夕,清镇都还有支马术队。”
在黔各高校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帮助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广西大学农学院汪振儒博士对榕江农民进行科普宣传,农学院设立奶牛饲养场,使当地人第一次看见了驰名全球的荷兰奶牛,榕江城区第一次有鲜牛奶供应,市面上小型的咖啡馆和西餐厅也应运而生。
当时赤水没有报纸,消息闭塞,大夏大学就自制收音机,收听广播,作出记录,编印张贴《大夏快讯》。增进当地与外地的交流和沟通。唐山交大在平越县城开办了一所“民众夜校”,为满足学生就近升读高中,开办了“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兼办平越中山中学班”。
在科技成果的转化方面,各所高校都显现了它们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优势。浙江大学进行的马铃薯、番茄种植的推广,开展了胡桃育种和蔬菜种子培育,罗登义教授还帮助当地农民发展茶叶。
各高校积极改变贵州落后的社会风气。如广西大学校医孟保罗在当地防控疟疾,同时将本校医务室对外开放为居民治病。其他学校还通过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社会的新风尚,通过办报出刊来向山区的民众宣传科学文化。
高校的到来也使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壮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力量。
学术活动十分活跃。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苏步青的论文《曲线引射概论》在英美等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校长竺可桢曾多次作学术报告,其中《二十八宿之起源》、《宇宙与人生》以及科学史和徐霞客生平等都是精湛之作。
1942年,大夏大学总务长马宗荣和文学院长谢六逸两位教授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聘请了112名编审委员,汇集了抗战时期各学科的带头人,先后编辑大学丛书、教育家文库等各种新书数百部。
尽管条件艰苦,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诸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浙江大学在贵州办学七年,被称为该校史上最光辉的七年。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卢鹤绂、陈建功等世界著名科学家的主要论文在湄潭成稿,如两弹元勋王淦昌、卢鹤绂完成了《中子的放射性》、《关于探索中微子的建议》、《从铀分裂到原子弹》、《原子弹之潜力及利用》科研项目。为我国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英国著名学者、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1944年10月来湄潭讲学。他把浙大与其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浙大为“东方剑桥”。
此外,还有一批栋梁从贵州走出,如李宗恩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在贵州桐梓海军学校担任训育主任的邓兆祥,1949年率部起义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曾在贵阳就读国立十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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