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遗留教具之文件柜
存于大夏大学遗址文昌宫的赤水办学遗迹
王伯群先生手迹
大夏大学西迁纪念碑
1937年11月19日，私立大夏大学入黔办学的先遣人员，在贵阳中山公园设立了临时办公处，12月12日借国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校园招考新生；12月23日新生开始报到注册，12月27日正式上课。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美誉的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开启了从大海“回流”大山办学的壮举。“大夏大学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此，贵州文史专家对大夏大学的评价是，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少为人知的战时第一所“联合大学”， 存在仅半年
“大夏大学迁黔后的首次招生，用的是‘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的名义。”贵州理工学院历史教师谢晓博说。2013年，这位攻读东华大学近现代史专业的贵阳“80后”研究生，以一篇名为《迁黔大夏大学研究》的硕士论文，填补了“大夏大学内迁研究”的学术空白。
说起“联合大学”， 人们往往想起的是著名的西南联大。“鲜为人知的是，由复旦和大夏组成的联合大学要比西南联大略早，是抗战期间全国第一所联合大学。”谢晓博说。
这段历史得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说起。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形势岌岌可危，大夏大学等位处上海的多所高校开始考虑内迁。起初，号称上海“四大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夏、光华、大同四所高校代表齐聚一堂，提议联谊内迁。联合内迁的消息引发教育界热议，联合计划得到了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赞许。不料，光华大学、大同大学以经费无着相继退出，仅大夏与复旦维持原议。当年的9月20日，大夏与复旦两所大学的校长在教育部会晤，商定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联合大学分设两校，办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简称“联大第一 部”）于江西庐山，复旦大夏第二联合大学（简称“联大第二部”）于贵州贵阳，每所学校的校长、教务长各由大夏、复旦的人员分任，以体现联合之意。
1937年10月25日，“联大第一部”师生九百余人，在庐山牯岭正式开课。不到两个月，南京沦陷，庐山震动，“联大第一部”决定下山，乘船溯江西上重庆，然后再转道贵阳，与“联大第二部”合并。1938年3月，“联大第一部”抵达重庆，贵阳的“联大第二部”第一学期接近尾声，但由于两部师生人数众多，贵阳校舍不足，决定自下学期起取消联大，恢复原来校名，至此，“复旦大夏联合大学”的称谓进入历史。
两校分离后，随“联大第一部”到重庆的大夏师生，纷纷奔赴贵阳，回归大夏大学。如在“联大第一部”供职的大夏教职员吴泽霖、蓝春池、傅复天、陈景琪、陈铭恩、陆德音、苏希轼、钱怀刚等。当时由渝来筑的大夏学生王卓曾记录这段旅途：“重庆距贵阳488公里，长途客车票价为22元，路上共费时5天时间。是日同车启程去往贵阳的同学共有27人，车刚刚启动，还未过高山，车身就颠簸得十分厉害……”这条颠簸的路，名叫川黔公路，大夏师生便是沿着这条路回归贵阳的，他们日后对贵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川黔公路可谓大夏重铸西南的生命线。”谢晓博说。
选址贵州：首为避难，次为启蒙，再为桑梓
大夏大学为什么选择贵州贵阳？这是研究大夏大学绕不开的一个论题。
“大夏大学从诞生那天起，就和贵州有着很深的渊源，其创办者王伯群即为贵州兴义人。大夏大学于战时内迁黔地，自然有造福桑梓之义。”文史专家、省文史馆馆员梁茂林说。
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先生，曾撰写《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一文，介绍大夏大学成立、内迁的前前后后。原来，在1924年6月，厦门大学300余名师生不满校方专制，原厦大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私立大夏大学。但是，经费是筹建学校诸多困难中首当其冲的难题，教授们四方奔走，学生们进退两难。这时，一名兴义籍学子何应炳拜访了王伯群，两人能攀上些姻亲关系，因何应炳是何应钦之弟，王伯群之妹是何应钦之妻。何向王伯群痛陈了事情的经过，争取援助。随后，王伯群竭力赞助，慷慨捐资2000元。后担任大夏大学副校长、校长的欧元怀教授回忆说：“那时候的两千块捐款，真比二十万块钱还要宝贝。有了这两千块钱，我们登广告的广告费、租房子的押金、制校具的定钱……一切一切都从它里面发生运动起来。所以若讲到学校捐款，伯群先生的确是大夏的第一位慈善家。”
随后，王伯群被公推为董事长、校长。在其努力下，大夏大学建成固定校舍，延聘优良师资，声名洋溢，为上海私立大学之巨擘。当时，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担任学校校董，教授更是囊括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
“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王伯群后半生事业基本上都投入在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梁茂林说。王伯群如此重视大夏大学，其妻保志宁女士在《王伯群生平》长文中给出了答案：“伯群自辛亥革命及讨袁护国、北伐诸役皆参加其间，于政治、经济尤多建树。平时常念国家根本大计端赖教育。”
“等到1937年，日军侵犯上海之际，王伯群校长即频繁活动，通电贵州省政府，洽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得支持承诺，同意借省会之校地一项。加之王伯群及其妹婿何应钦都是贵州人，将大夏大学内迁之地选在贵州，当然是关乎情。”谢晓博说。但他表示，大夏大学入黔，最重要的还是“合乎理”。
他具体解释说，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地区分布极不合理，教育资源大部分集中于沿海与东部发达省份，西部省份几乎为教育荒原。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仅在中国逗留三个月，便注意到中国教育分布失衡的情况，并在其报告中着重论述此点。其实早在国联考察团来华之前，教育部长蔡元培就着手调整国内教育资源，但他的全局设想与他的教育大区制度夭折于消极之高校、懈怠之政府；抗战高校内迁，无不是迫不得已的被动行为，若在平时安宁社会，俱无高校愿举建设西部之出发点主动西征，所以，教育内迁首为避难，次为启蒙，对中国西部的文化振兴实属校地变迁的间接结果。如此情形下，西南各个省市之区位优势及其对迁入学校的倾注，才是诸高校所考量的首要条件。
“贵州偏居西南，与陪都重庆相邻，是抗战大后方，自然可以在此避难；而战前贵州省缺少高等教育机关，全省求贤若渴；加之教育部长陈立夫正欲借助内迁重整教育资源，命电汇国币二十万元以利搬迁。这样一来，天时、地利、人和兼具，大夏入黔水到渠成。”谢晓博说。
在黔八年：从贵阳讲武堂到赤水
大夏大学入黔，当时的省政府将贵阳讲武堂划拨给大夏做校舍。“昔之‘讲武堂’，今为‘修文馆’，偃武修文，一时传为佳话。”王裕凯教授回忆说。
周蜀云教授当年从四川来校任教法学院，他第一眼看到大夏大学讲武堂是“一个方形大院，进门一目了然，并无曲折，周围皆是整齐清洁的平房，两边是教室，对着大门正中一排是各种办公室，中间那块长方形的空场，还可用作球场，场边绿树疏落。环境有些干燥枯索……无法与上海的校舍相提并论”，可见内心的失落之情。
“但就当时贵阳市的情形而言，能挤拨出这般规模的校舍已实属不易。”谢晓博告诉记者，讲武堂虽素朴简陋，但在大夏大学到来黔地之前，并非闲置无人之所，此地不仅有军队驻扎，还屡借于操练全市中学以上学生军训之用处，省府无偿拨与大夏，虽言临时借用，大夏却也一住七年，在当时迁驻贵阳的所有机关学校里，无论来自中央还是外省地方，都要数大夏大学所占用的讲武堂最宽敞、最具规模。事实上，周蜀云教授也认为，如没有王伯群先生，大夏还无法借用到如此一大片地方，大夏大学在黔所获数利，讲武堂可算首一利。
讲武堂在何处？《失落的格洛格桑》一书的作者、“老贵阳”彭鸿书先生告诉记者，讲武堂在今贵州黔剧院一带，早年为铸钱局的旧址，清末设为武备学堂，辛亥革命后建成讲武堂，“过去金杯玉盏坡（今文化路）和驿马坡（今河滨公园大门）夹交产生的开阔地，均归属于讲武堂，内有房舍二百余间。”
在贵阳复学的大夏大学，设有五个学院及两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师范专修科、盐务专修科。大夏校友刘晓民先生这样回忆当时的大学生活：“学校图书馆，每到晚自习时间，里面座无虚席，有的看书，有的写作，一片寂静。河滨公园基本成了我们大学的校园，在公园里的每个角落，有的看书，有的轻声朗读，有的思考习题，河滨堂也成了各学会活动场所。散步是学生们的乐趣，整个公园充满着读书声、歌声和笑声，展现出一派学府风貌。”
“大夏大学的进入，结束了贵州没有大学的历史，意义重大。故而在一开始，贵州教育界就有留下大夏在黔发展的打算，大夏大学方面也因战事连绵无绝期，有在后方的长久之图，两者一拍即合。”著名文史专家史继忠说。据史料记载，入黔后的大夏大学还未开学，欧元怀副校长与贵州教育厅长张志韩，贵阳县长刘剑魂等即前往贵阳城郊花溪，勘察择定永久校址，并测地约两千亩，囊括了五座山坡，土地由省府拨给。不过直到1944年秋，大夏花溪校舍仅有第一期工程竣工，而当年日军进逼独山，贵阳危急，彻底打断了大夏大学迁校花溪的计划。
“正常办学已届七年的大夏大学，不得不面临再次迁校的窘境。”谢晓博说，当时大夏上下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校方承诺“这必是学校的最后一次迁移”，为择一个万全之地，王伯群校长最终选定赤水，一是赤水深处黔北，社会较为安定，二是赤水有水路直达重庆，也方便日后复员打算。随即，大夏大学陆续北迁，1945年2月在赤水开学，直至1946年9月返沪复员，大夏大学一直蛰居黔北赤水办学共计18个月。
“大夏大学迁到赤水是我们赤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赤水历史上的光荣一页。时隔70 年后，大夏大学1945年复课招收的学生、九旬老人梁云星在面对采访时这样评价大夏大学给当地带来的影响。“就拿我们年轻人来说，大夏大学没来以前，我们赤水很封建，男女同学或者年轻男女在街上从没有并肩一起走过，更不用说拉手这些，大夏大学来了以后，这个封建的风气有所扭转。”在欧元怀的回忆中，大夏大学也对赤水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赤水没有电灯，大夏安装无线电收音机，用干电池作电源，每日凭收音记录，发行《大夏快讯》。”他说，当时大夏大学刊印的《大夏快讯》受到了附近居民的热烈欢迎，甚至有邻近县份每日派人到赤水来领取《大夏快讯》，并当日赶回翻印。
“三苦”精神：黔沪两地没有忘记的精神遗产
1944年12月，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病逝于重庆。但他并未被忘记。
不久前，梁茂林先生获赠厚厚的一册《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为大夏大学）档案馆编撰，通过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大学馆藏原始档案，呈现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发展历程，全面发掘王伯群对大夏大学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所作的贡献。“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诞辰130周年、大夏大学建校91周年。编撰该书，为的是不忘先贤，传承文脉。”他说。
今年9月10日教师节，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还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王伯群校长的后人，希望能邀请他们出席10月校庆时《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紧接着，包括贵州师大档案馆在内的单位主动提供帮助，王伯群贵州家乡人、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还主动捐赠老照片等。
而在2012年6月，华东师大相关专业博士生、硕士研究生组成的赤水实践队来到贵州省赤水市寻访大夏旧址。他们发现，现存大夏大学旧址位于赤水老城区，破旧不堪，仅剩下文昌宫正殿还保留有部分木质框架，但门前已拉起“危房”的标志；次年，华东师大校党委书记童世骏率队赶赴赤水，明确了双方合作搜集整理大夏历史文物，修复大夏大学旧址，同时加强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合作旨在继续深化地校合作与共建，将大夏西迁的这份情谊延续下去。
最有象征意义的，是2012年华东师大六十一周年校庆之际，重镌大夏大学迁校碑。谢晓博告诉记者，《大夏大学迁校碑》首镌于1946年6月，当时大夏大学即将离开赤水返沪，临时之时，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
“当时立迁校碑，是大夏大学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大夏大学师生在战火硝烟中辗转办学，西南三迁，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梁茂林说，成就大夏大学的，其实是大夏所倡导的“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的理念，“这一精神理念，不仅昭示着我们可以用文化的理想来抵抗身处地狱中的苦难，用知识的进步来承担民族复兴的命运，而且是黔沪两地（具体而言是上海华东师大、贵州赤水市）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大夏大学对贵州的文教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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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对贵州的文教贡献
私立大夏大学在迁入贵州省的高等学校当中，规模不是最大的，师资也不是最强的，但正如大夏大学吴泽霖教授所说，与其他学校比较，大夏是“与贵州关系较深的”。
学术层面：大夏大学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在于启动少数民族调查研究
文史专家王尧礼先生认为，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对此，已故文史专家何长凤曾评价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对贵州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上海的大学教授、学者、专家到贵州后,第一次用崭新的理论方法,从不同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查研究。”
社会调查部成立后，很快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到安顺、定番、炉山、下江、都云、八寨、三合、荔波、都江、榕江、永从、黎平以及广西的三江、融县等地调查社会状况和民族资料，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王尧礼认为，通过大夏大学这些民族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也让贵州人认识了自己，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教育层面：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了贵州
据梁茂林先生介绍，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致力于培养地方教育人才，大夏毕业生遍布贵州各机构、学校。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等。尤其是理学院毕业生充实了各中学的数理化教师队伍，改变了贵州缺少理科教师的局面。学校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人才。
据他介绍，1941年，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在贵阳成立时，大夏大学的“招牌院系”教育学院与师范专科便划给了新成立的学院；大夏大学在花溪建的校舍，后来也成为贵州大学校舍的一部分；王伯群主持增设的大夏大学贵阳附中，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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