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在长宁区有不少老房子，它们几乎每一栋都有着传奇的历史和耐人寻味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栋小楼，有着无人可敌的浪漫情节，也有风雨飘摇中的万千沧桑。这里就是王伯群的故居，随着撰稿人的步伐，让我们走近历史。
很难用一个称谓来定义王伯群。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教育家，乃至理财专家云云，都可以是王伯群的一个侧面。
在王伯群诞辰130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主编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出版。汤兄第一时间快递了我一本。翻阅整理出来厚重的史料——办学经费筹集、校舍营建、延请教授，乃至与教育主管部门周旋以保护来校讲座的学者诸如鲁迅，乃至抗战期间主持学校内迁等等，怪不得伯群先生年未及甲子便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甚至没能见到抗战胜利的日子。
华东师大后来将纪念王伯群的新书发布会放在了长宁区少年宫。这一位于愚园路1136弄的梦幻般的花园洋房，是王伯群1931年为迎娶续弦保志宁所建。时年46岁的王伯群，任职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并兼任大夏大学董事长、校长。而满族世家出身芳龄20岁的保志宁，当时恰恰是大夏大学的校花。由此，这幢全新的似乎童话中才有的花园洋房，成了小报记者追逐的对象，甚而传出王伯群贪腐以供营建的消息。当我再一次来到少年时常来长宁区少年宫，在新书发布会上竟然见到了王伯群长子王德辅先生，甚至从少年宫刚退休的一位老师这里得知，这幢新近花费千万重新维护的房子，王家人甚至仍可以回来居住。可见，贪腐造楼，在当年既是一个谣言。
除了如梦似幻的愚园路宅邸，王伯群当年还曾创办大夏大学，乃至教学声誉卓隆，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如今仍伫立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的群贤堂，既是王伯群领衔捐资所建。
从如今位于中山北路外的华东师范大学，跨过苏州河，来到愚园路，由王伯群当年投资兴建的建筑依然伫立在21世纪的上海，在这些建筑的空间里，能看到少年儿童的画作，那是萌芽的艺术之光；亦能闻见人文学科的点点哲思，这是大学真正称之为大学的价值……
小楼昨夜又东风
王伯群与保志宁完婚后，有上海的小报记者“披露”说，愚园路王宅系王伯群贪腐所得营建。1931年的王伯群，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层之一，同时在国民政府委员、交通部长，并兼任大夏大学董事长、校长。按照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大官”。仇富者说，“大官”岂有不腐败的？
紧接着，到1931年底，王伯群辞去了交通部长一职，这就令坊间关于王伯群贪腐之说似乎坐实了。为了迎娶大夏大学校花之称的保志宁，王校长确实是蛮拼的，但愚园路上的花园小楼之营建，是否系贪腐所得呢？
汤涛兄认为不是。理由很简单，王伯群辞去交通部长一职，根本不是因为涉嫌贪腐。“1931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改组。改组时规定，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现役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而王伯群等33人由于当选国府委员，所以，王辞去交通部部长。直到1944年逝世，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可见，王伯群辞职与贪腐传说披露时间接近，无非巧合。
“王伯群出生于贵州兴义的名门望族，1905年，他负笈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所以他善于理财，一点都不奇怪。”汤涛说。在大夏大学初建之时，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为了营建群贤堂，公募的11.7万元，他募捐了8.2万。虽则愚园路小楼看上去华丽典雅，系延请协隆洋行柳士英设计，当时著名的辛丰记营造厂施工完成的颇有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筑意蕴的小楼，可就占地10.78亩、主建筑面积2158.8平方米这一建筑规模来说，其实大大小于同样属于辛丰记营造的群贤堂。故而，坊间关于建楼耗资30万元的说法，恰恰是存疑的。
无论如何，这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各种大小厅室共32间的小楼，在1935年完工。楼内通道迂回，上下贯通，房厅、客堂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室内配以彩绘壁画，连门窗拉手也全用紫铜开模制作，空铸梅花窗栏。主楼南面有花园草坪1.3公顷，园内绿树葱郁、绿草如茵，有水池、小桥、假山、花坛，园中百花四季吐艳。在当时可谓上海滩少有的豪宅。王伯群和保志宁在此举行了婚礼。
我能想象得出当时婚礼的盛况，因为我念小学的时候，经常到长宁区少年宫游玩，甚至在夏天的晚上，看那在草坪上放映的露天电影。就在参加完新书发布会后的一星期，我的表妹斯翊从瑞典回来，拉着她的先生安德烈亚斯一起去愚园路溜达，我作陪，又一次走到愚园路。当时斯翊还回忆道，她小时候曾经坐过少年宫里的小火车、大风车，还曾经作为少先队员，于此接待过外宾。当然，那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当我和表妹伉俪一同在马路对过眺望长少宫，正好有北新泾三小的同学在里面开展活动，故而作为外人，我们不得入内。而内里的景象，又和我们年少时几乎一样，孩子们在里面疯玩，度过一个或许留存在记忆力，或许亦不留存的下午。
我于是想，当年人到中年娶得小娇妻的王伯群，起码在1931年是志得意满的。他才不会去管小报记者怎么写，也不会去管小报因指摘他而多转卖了500份还是1000份，他在这小楼里，心系着大夏大学的教学工作，在我们参加新书发布会的那个不大的房间里，他曾经与政商学各界人士会晤。然而，由于1937年日寇侵华，他又不得不谋划大夏大学的内迁。最初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
汪公馆，小楼之辱
在如今的长宁区少年宫大门上，悬挂着王伯群故居的牌匾。从长宁区少年宫一位刚退休的老师处，我竟然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原来这幢花园洋房，依然可以让王家人居住。在“文革”结束后，有关方面曾经带信给在纽约的王家人，称如果他们回国，可以将旧宅让他们居住。由于年事已高，他们没有回来。
而小楼的经历，从王伯群迎娶保志宁开始，就不断翻新。
王伯群与保志宁新婚燕尔之际，为了给新娘一个惊喜，王伯群派专人去意大利定制雕塑了一尊大理石天使像，面容正是新娘的芳容，这一举动令新娘受宠若惊。然而，新婚夫妇只在小楼居住了两年多，1937年抗战爆发，王伯群和保志宁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这幢建筑既由保志宁的叔父保君健代管。当日寇进占后，小楼被日本恒产株式会社接管。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从重庆到越南，再辗转到上海，被日本人首先安排进的就是这幢小楼。我曾在《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看到陶希圣之子陶恒生写道，汪精卫在签署卖国条约以前，曾经对陶希圣如此慨叹：“签就签吧，反正中国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卖得掉的。”汪精卫说这话的地点，就是在王伯群建的这幢小楼里。当汪伪政府成立以后，自称还都南京的汪精卫，却住在这幢小楼里，乃至王伯群的宅子，成了“汪公馆”。1940年8月，汪精卫甚至在这里主持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此宣布正式与重庆政府分离，即正式宣布投敌。
王伯群未及捱到抗战胜利便去世了，而汪精卫同样没能活到正义胜利那一天。他去世后竟然恬不知耻地落葬南京中山陵。在蒋介石还都南京前，汪精卫的坟墓被戴笠炸了。
1945年，见证了卖国耻辱的小楼，终于等回了它的主人，已经34岁的保志宁。
物是人非，因为王伯群已经因胃癌去世，一家人收入锐减，保志宁已没有财力独自居住在此偌大空间里。在与军统交涉乃至京东何应钦才讨还小楼后，保志宁不得不将之出租给英国驻华大使馆，作为使馆新闻处之用。期间，保志宁在小楼三楼住过一段时日，随后便匆匆离开上海去往香港，又去往纽约，乃至入了美籍……
美丽的童画
1949年9月，已是解放后的上海，英国驻华大使馆与保志宁的租房合同恰好也到期。后来这幢宅子曾作为部队机关和长宁区政府机关所在地。1960年，长宁区区政府迁新址，该宅改建为长宁区少年宫，直到如今。即便“文革”后的有关部门曾欢迎保志宁以及家人回来居住，小楼却一直没能赢回曾经的女主人，倒是那尊王伯群从意大利定制回来的天使塑像，一度失去踪影，一度又曾寻回。原来是深藏在房间隔板里。
1937年为王伯群保志宁代管房屋的保君健，当年曾任职于旧上海的教育局。如今，愚园路1136弄仍然是长宁区少年宫，小楼经过重新装修后，展出着上海各区县青少年的优秀美术作品，同时作为少年宫系统美术教育的一个特色教学点，受到市民特别是孩子们的欢迎。
美丽的童画，在这虽则建筑不过七八十年却饱经沧桑的建筑里存放，存放多久，才会变成新的历史呢？起码，这是个萌芽艺术的空间。小楼昨夜又东风，吹不走未来的梦。
群贤堂上群贤至
从愚园路一路往西，到长宁路，再到中山西路往北，过苏州河，就是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算算路程绝不超过2公里，坐公交车的话仅两站路。这便是当年王伯群经办大夏大学的地方。
在新书发布会上，发布了王伯群的长子王德辅先生从美国发来的贺词。王德辅说：“我父亲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期间，尽管公务繁忙，但他一直钟情于教育事业，从1924年起，他一直担任大夏大学的董事长和校长。他多方筹集资金，建设上海大夏大学的新校园。1932年卸任交通部长后，他将余生全部精力都奉献给大夏大学。”
所谓上海大夏大学，系1924年春厦门大学的部分学生为争取民主办校而集体北上所创。当厦大师生来到上海后，请求王伯群支持办学，他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最初，校址设在胶州路。如今华东师大所在的位置，则是王伯群几经挑选广筹经费所得。其中，66.9亩的丽娃河周边地块，是王伯群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蔚为海上私校之巨擘，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不仅广置土地以建大楼，王伯群还延请大师以办大学。当时的知名学者马君武、吴泽霖、谢六逸、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等教授，都曾在大夏担任教授。乃至群贤毕至。当然，王伯群对于学者的遴选有一套自己的法则。比如1933年初，蔡元培给王伯群写了一封推荐信，力荐研究印度哲学和宋明理学的大家熊十力来大夏任教。可王伯群复信称，“惟敝校下学期所有学程早已订定，限於经济未能增开。……”婉拒了。
在汤涛兄看来，熊十力名气够大，但一定是某些方面不符合担任专职教授的要求，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经费筹措上无法满足熊十力。而对于当年的大夏大学来说，尽管其董事长兼校长系国府要员，却并不因此而拒绝各方持不同意见者的身影。比如鲁迅。
1930年，鲁迅应大夏学生之邀请，来到大夏大学讲演。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蒋梦麟从《民国日报》上看到这则消息，立即发公函给私立大夏大学，要求彻查。蒋梦麟与王伯群当时都是政府部长，王伯群还是国民政府委员，在级别上压过蒋梦麟一头，可蒋梦麟竟然发来“铁面无私”的公函，可见事态相当严重了。然而，王伯群并没有将邀请鲁迅前来的学生交给国民政府教育部。他回了一封报告，称：“有学生数十人组织乐天文艺社，以研究文艺为宗旨，不时请文艺界名家演讲以增学识。”还称学生们“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换言之，请鲁迅来演讲，是经过校方同意的，“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由此将鲁迅来校之事给搪塞过去了。
无论如何，鲁迅和王伯群两人在当时是持不同政见者，但作为教育家的王伯群，能够真正以办大学之心，去对待一个作家，实属难能可贵。亦给群贤堂上增加了一次贤达发话的机会。
膻腥洗马之悲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消息传到上海，9月23日，王伯群立即召集大夏大学临时校务会议，讨论抗日救亡对策。此时，距离大夏大学中山路校舍落成后不足一年，而王伯群还没有迎娶保志宁，愚园路的小楼上没有规划。然而，空气中已经有了硝烟的味道。
1937年，新婚不久的王伯群却必须面对全新的形势——准备西迁。“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至9月份，大夏大学师生已经到了南京，随后去往西南。
而留在上海的校舍、自家小楼，却成了膻腥洗马之地。
小楼成了汪精卫签署卖国条约的重要场所，而大夏大学，则成为了日军驻地。在不久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举办的“血色残阳——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上，该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公布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地图。我惊异地看到，如今的华东师大一村等处，亦即当年的大夏大学教工宿舍，竟然也列于其间。
前不久，我还拜访过萨本茂老人。她是名将萨镇冰的侄女。萨镇冰是前清北洋海军将领，是民国海军奠基者，亦是解放军海军的重要将领。历任三朝，然而恰恰是在日寇侵华的20世纪三十年代，他帐下竟然没有舰船，甚至他的侄女儿还随家人从青岛逃到上海，并准备进一步逃往老家福建。
如今的萨本茂已经九旬高龄，在20世纪中叶，她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著名女科学家。然而，1940年代少女时代的她，却曾经亲眼看见——从大夏大学周边进入中山公园区域，全线有铁丝网封锁。进出都有日军岗哨，必须给日军鞠躬并接受搜身。而有夹带了一些粮食想进入市区贩卖的农民，竟被当场刺死！“亲眼所见，不止一次。”萨本茂对我说。
王伯群带领大夏师生流亡内地以后，在贵阳办学。1944年11月，日军突然进犯独山，黔南告急，贵阳奉令疏散。12月9日，王伯群由贵阳抵重庆寻求帮助，沿途劳顿胃病复发，12月20日，因十二脂肠出血过多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仅60岁。王伯群临终以“公诚”两字勉励全校师生。王伯群家乡人代表吴尚智这一次也来到上海，在长宁区少年宫，他也发言。原来，吴尚智的父亲，正是当年的大夏附中校长吴照恩。吴尚智回忆，当王伯群从贵阳赴重庆前，在汽车前将大衣脱下来，跟吴照恩说：“拿去穿吧。”在吴尚智看来，这就是衣钵相赠。后来，贵阳大夏附中更名伯群中学，1949年以后又与诸校合并，更名贵阳一中。如今是贵州最好的中学。
而抗战胜利以后，大夏大学终于回归上海，并在1949年后与光华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想来，如今的愚园路小楼仍在承担着青少年教育、培训乃至娱乐的活动，而群贤堂依然是一个典藏哲思的空间。这亦算幸事了。在这一个秋日的午后，当我陪表妹斯翊和妹夫安德烈亚斯在愚园路上溜达时，安德烈亚斯告诉我，因为家住中山公园附近，他每天早晨跑步去华东师大晨练。华东师大和愚园路，在地理上还是相当近的，而因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王伯群先生，而将这两个地方拉得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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