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筑期间大夏大学总办公处
在贵阳期间的大夏大学校门
改革开放后，大夏贵州校友会创办的贵阳大夏学校
伯群中学校长吴照恩先生在伯群中学留影
1985年，王伯群先生夫人保志宁女士返筑
1985年，王伯群先生夫人保志宁女士返筑
二零一四年，私立大夏大学成立九十周年。这年国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史党史办主任、档案馆馆长汤涛先生踏上了赴黔“寻找王伯群校长”之路。
此行筹划已久。三年前华东师大在庆祝六十周年华诞之际追根溯源，启动了其前身之一的大夏大学校史编纂工作。三年后，该校档案馆一口气推出了《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下辑）、《大夏大学：90年90人》和《大夏文萃》三巨册大夏大学系列图书，从历史、人物、文化三个层面立体梳理大夏的精神遗产。
“在档案挖掘和校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迄今为止，对大夏大学尤其是对王伯群校长，鲜有人作过系统、完整的研究。”汤涛和他的团队，在“深觉不公”之余启动《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书的编纂工作。王伯群先生，前半生于政治、经济多有建树，后半生投身教育，其创办和主持的大夏大学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称。
在黔期间，汤涛一行循着王伯群校长的生活和工作足迹，赴兴义拜谒他出生时的老屋，走访其青少年时期就读的笔山书院，在贵阳追寻他所治理的大夏大学的旧址。其中，贵州大学校园内有一条大夏路，贵州师范大学档案馆里存放着一批“私立大夏大学档案”，贵阳一中校史中有“大夏大学附属中学（伯群中学）”身影——省内当下最好的大学、高中，都与抗战西迁入黔的大夏大学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血脉渊源。
大夏大学差点成为贵州大学的前身
私立大夏大学成为历史，是1951年的事。那年夏天，以大夏、光华两所私立大学为基础，在大夏大学校址上成立了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东门右转，有一条“大夏路”，这提示我们，早在1930年8月，大夏大学的三百亩校园即坐落于此。
而早在1942年2月，大夏大学则差点成为“国立贵州大学”的前身。“事情的起因，源于大夏方面自先提案，申请改‘私立’为‘国立’。”贵州理工学院历史系教师谢晓博说。两年前，他以一篇名为《迁黔大夏大学研究》的硕士论文，填补了“大夏大学内迁研究”的学术空白。
改“私立”为“国立”的原因，谢晓博的看法是，入黔后大夏大学的资金周转渐成问题，王伯群校长甚至为学校筹款主动“折腰”献字。为了大夏的生存，紧要办法就是改私立为国立，由教育部承担学校经费。
大夏校方于1940年6月14日提交给教育部的一份请示，更进一步说明了理由。这篇名为《关于准许大夏贵阳部分改为国立的请示》提到，大夏入黔后，学费收入锐减，物价飞涨，开支日增。不少教授离校他就，因待遇无法如国立大学一样增加，而国立大学又重金邀约；不少学生辍学或转学公立大学，因公立大学办学经费和奖学金均多的缘故。
文中提到，大夏早已于1939年1月已经申请改国立一事。但几次申请，换得的都是“缓议”的答复。1942年，私立复旦大学成功改为“国立”，大夏校方以此为契机再度提交申请。“当年2月，教育部既不尊重大夏请求保存校名的意见，也不征求捐资创办人的同意，突然决定将大夏与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贵州大学。并内定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为校长。”王伯群秘书王守文在《抗战时期的大夏大学》一文中回忆说。就国立贵大第一任校长的人选，时任大夏大学秘书长兼教育学院院长王裕凯在《抗战中的大夏大学》中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大夏奉命改名时，教育部当聘王伯群先生为第一任国立贵州大学校长。”
“消息传出，大夏师生群起抗议，请求保持原有校名。两个月内，大夏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最严重时，宪兵包围了大夏校园，与护校游行的师生针锋相对。”谢晓博说。危急时刻，王伯群向全校承诺：“若不收回成命，就延长开课时间，把学校迁往桂林或柳州复课。”事件暂时得以平复。
随即，王伯群发表谈话，反对改名，且视出任国立贵大校长一职为“卖校求荣”，拒绝领命。“在校长多次与教育部交涉以及大夏师生的群情反对下，教育部在两个月后收回成命，大夏保住了它光荣的名称和实体，并在抗战胜利后回迁沪上。”时任大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大夏附中”）主任的吴照恩先生说。
与此同时，1942年5月，行政院决议在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法商两个学院，成立当时中国的第21所国立综合大学——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大学虽然未并入国立贵州大学，但现在的贵大北校区子弟学校后面仍有一条“大夏路”。“因为大夏大学在入黔之初，便在花溪勘察了两千亩地作为永久校址，至1944年秋，大夏花溪校舍第一期完工。但由于当年黔南事变爆发，大夏前往赤水办学，其两千亩土地中的一部分，就成了现今贵大花溪北校区的组成部分。”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研究馆员罗应梅说。基于此，一条“大夏路”是对昔日大夏大学的纪念。
贵师大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大夏大学在改名风波中免于倾覆，但在谢晓博看来，大夏此前经历过的一场“割肉之痛”，使其无法再匹配“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殊荣。
谢晓博解释说，大夏大学是因其优秀的教育学院，而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首先，大夏大学于1924年初创，即有教育科之设，学校创始人欧元怀、王毓祥、鲁继曾等均为大名鼎鼎的教育学家。“这在当时可说是超时代的。”谢晓博说，据民国元年十月教育部所颁布的大学令，“凡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等七科”，没有规定教育科的设立，“大夏因率先设置教育科而名声鹊起，教育科也因此在大夏炙手可热。”
迁黔之前，由教育科升格的教育学院是大夏规模最大的学院，共培养出425名教育学人才，另附设有两年制师范专修科，共训练了994名师资力量。来黔以后的大夏教院依然有声有色，一批暂避西南的著名教育学者纷涌云集，如“生产教育专家邰爽秋，教育心理学家艾伟，教育行政专家郑通和，社会教育专家马宗荣，职业教育专家曾慎等，当年提起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不但著作等身，且均任过教育行政首长或在其他大学担任过教授”，教育学院毕业生更遍布于贵州各地方中小学校、各级教育机关。
“可以说，声名显赫的教育学院乃私立大夏首屈一指之王牌。”谢晓博论断说。
然而在1941年，教育部令大夏大学停办教育学院。1941年10月15日出刊的《大夏周报》对大夏大学此次院系调整有详细记载：“本校黔部前奉令，教育学院自三十年度（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编者注）起停办，法商学院合并，理学院土木工程系裁撤。教育部对调整所涉院系学生之处置，亦有明令指示如下：教育学系学生分发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社教系学生分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职教系学生分发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土木系学生分发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
至此，历史悠久的大夏教育学院宣告终结。“导致如此结果的，有个历史大背景和现实小背景。”谢晓博指的“大背景”，是1938年教育部出台的《师范学院规程》，《规程》规定：“各公私立大学教育院系均奉部令停止招收新生，原有设备及学生或改组为师范学院，或予裁撤，或分年停闭，自后即不再核准私立大学附设教育院系。”
对《规程》，时任大夏大学副校长的欧元怀教授日后在《西迁·复员·校庆》的回忆文中的评论是，政府试图垄断师资和教育思想，从而间接统治青年与儿童的思想。
至于“现实的小背景”，谢晓博指的是教育部为改变贵州师资力量薄弱之状况，决定筹设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通常新兴师范学院，需四年栽培方有人才成果，但因国民政府决心迫切，特办之下的大夏教育学院只能服从国家意志，将大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四个年级之学生全数并入新校，国立贵阳师院一经创办即得毕业生。
谢晓博说，大夏没有教育学院的支撑，这在经济萧肃背景下无异釜底抽薪，从此大夏一蹶不振。但他又认为，若以大夏牺牲教育学院来振兴贵州教育的观点来论，教育学院可视作大夏赠予黔省最珍贵的礼物，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便是大夏教育精神在黔地的继承者。
值得一提的是，国立贵阳师院成立后，院址仅有10亩规模，且租借文化路院舍当校舍，远不堪用。首任院长王克仁写信给王伯群校长，请求租借大夏花溪校舍并临时搭建厨房、厕所，王伯群回信同意，理由是“贵阳师院培植地方师资，发展国家教育，与本校所负使命并无二致”；此后，大夏大学迁回上海后，大夏在筑之全部校舍全部划归该院为正式院址，即南明河畔讲武堂旧址。
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于1950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再于1985年更名为现贵州师范大学。在黔“寻找王伯群校长”期间，汤涛先生在贵师大档案馆姜萍馆长的带领下，参观考察校史馆，了解了这段曲折的变迁史。参观完毕，他也认为：“大夏直接遗留下来的学科遗产，在贵州师大得到见证。”
世人皆知王伯群为大夏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大夏附中主任吴照恩先生眼中，王校长同样重视中等教育。吴照恩之子吴尚志先生记得，父亲生前提过很多次，说王校长说了，“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大学部造就的是高级人才，附中部应该培养中级技术人才，故要设法开办职业班。增设工科、商科、幼儿师范及艺术科等科，培养中级人才以应国家急需。”
大夏附中创建于1938年6月，离大夏大学内迁贵阳仅半年的时间。当时因避日机轰炸，贵阳城内各中学都疏散在乡下，尚未迁回。此时的大夏附中成为城内唯一一所中学，故而在招生时报考的学生非常踊跃，生源极好；加之授课老师都是大学部的教授、讲师以及大学部毕业生，教学质量高，大夏附中很快在贵阳声誉鹊起。
“大夏附中的两大作用很快就体现出来了，一为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及师专毕业生提供实习园地，二为大夏大学输送生源。”吴尚志说。
83岁高龄的文史专家彭鸿书先生，于1944年乐群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大夏附中。“当时的大夏附中设在讲武堂，靠着大学部。读了半个学期，大夏附中改名为大夏中学了，校址搬到上合群路一带的乐群小学；又读了一年，大夏中学改名伯群中学，校址也搬到了中央大学附中（在水口寺马鞍山，今贵州省团校一带）。”
彭先生不明白的是，为何当时学校的名称和校址变换得如何迅速？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吴照恩先生在95岁时写的一篇名为《历史回眸——从大夏附中、大夏中学到伯群中学的历程》的回忆文。文中写道，1944年冬，大夏大学迁往赤水后，贵阳市政府立即收回了讲武堂校舍，并指定作难民收容所，大夏附中校舍失去了着落。危难之际，吴照恩拜会了革命先驱、乐群学校董事长平刚先生，提出大夏附中向乐群租用校舍的请求，获准。鉴于大学部已迁离贵阳，“大夏附中”一称已不合实际，吴照恩申请改名为大夏中学，获准。
“租借乐群校舍后，我父亲仍然在想法解决永久校舍的问题。偶然得知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附中（后称国立十四中）随大学部迁回南京，留马鞍山的校舍划归防空学校使用；不久防空学校也搬离此处，父亲得知后找到时任省主席杨森，提交了《申请划拨原十四中校址给大夏中学》的报告。”吴尚志说，申请报告很快获批，大夏中学搬到马鞍山。
时间到了1946年，大夏大学迁回上海，校董会董事长孙科先生提出建议，将大夏中学改为伯群中学，以纪念王伯群先生。大夏中学随即更名为伯群中学。“伯群中学成立后，大夏大学校董会为了充实伯群中学的基础，将原建在花溪的校舍，包括礼堂、教学楼、食堂、男女宿舍以及百亩熟土，千亩荒土，三座砖瓦窑全部移交伯群中学管理使用。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还捐出王家在水口寺的三座碾房的营业收入。”吴照恩先生在文中写道，解放后，伯群中学和其他四所中学一道并入贵阳一中；不久，上海的大夏大学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
彭鸿书印象深刻的是，不论大夏附中的名称和校址如何变更，但进了校门就能看见墙上王伯群先生的照片，“照片先生穿着西装，端坐在沙发上。相片很大，在当时很少见。”
今年十月，华东师范大学在举行《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式，吴尚志先生自费前往，“向父亲的老师，我的太老师表达敬意。”在沪期间，他向汤涛馆长提供了一个细节：“1985年，王伯群的夫人保志宁女士回到贵阳，我和父亲吴照恩作陪。期间，王夫人说了一件事，说1944年冬，大夏大学决定迁往赤水，她随夫君赴渝筹集搬迁费用，在去的路上无意弄丢了结婚戒指，当时便有不祥之感。王夫人神伤地说：‘怎知就一去不复返了。’”
“大夏大学附属中学”等五校合成贵阳一中 本报记者 郑文丰
■延伸阅读
大夏贵州校友仍认同“大夏”
大夏大学、大夏附中改名35年后的1985年，在贵州的部分大夏校友（包括大学部、中学部）发起成立“大夏贵州校友会”，登记的校友约有三四百人，校友会选于当年“六·一”大夏大学校庆时成立。王伯群校长夫人保志宁女士恰好从美国回到贵阳，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
随后，一批头发花白的大夏校友重拾“教育梦”，先是领办了云岩区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继而又领办了大夏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其中，大夏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连续兴办了数届，共有七百多名毕业生拿到了省教委承认的正式学历文凭。
时光流逝，大夏校友接连过世，挂牌在市总工会内的“大夏贵州校友会”也日渐沉寂，但“自强不息”的大夏校训永在回响。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