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投身教育事业
1924年夏，王伯群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
时报记者 荀澄敏
王伯群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教育家。1905年，他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参加策划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追随孙中山南北议和。先后担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部长、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委员，兼交通大学校长、招商局监督、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担任大夏大学董事长和校长，并把大夏大学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大夏大学是由厦门大学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的一所大学。“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抗战期间曾西迁贵阳，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原校址与光华大学合并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多方募款筹建“东方哥大”
1924年春，厦门大学的部分学生为争取民主办校，向校方提出改革校务的意见。但是，由于学校当局处理不当，激情满怀的离校学生集体北赴上海，立志筹建一所既能实现其理想抱负又能光大华夏的新型大学。当离校师生请求王伯群先生支持办学的时候，他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是年，被公推为大夏大学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外，王伯群后半生的事业,基本上都投入在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
当大夏大学创办之时，中国新建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20年代初，上海滩的大学有数十所。然而，在众多大学中，独有大夏大学在王伯群的领导下，坚持“自强不息”之校训，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提出民族教育复兴发展纲要，坚持“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之办学理念。当时，王伯群广筹经费，延聘名师，购地筑校，经过短短数年，即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从赁屋设校起步，到1930年，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基已达300亩，校舍轮奂崇宏，教学声誉卓隆，更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王伯群有超强的学校经营能力和募捐能力，到1932年年底，学校捐款总额38万元，其中王伯群一人捐款17万元。他还跟杜月笙、贺敬之等募得办学款项，同时，他向企业家卢作孚、军界、政界、银行界广为募集。
实施导师制开高校教育先河
在27年的治校期间，王伯群高举“复兴民族”的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 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
王伯群在大夏大学提出实施导师制进行培养学生。在当时，这也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模式下，导师首先是关注学生的心智训练和培养，其次是关注学生对学习知识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此外，大夏大学还实施通识教育，譬如文科课程，普通必修学程中，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生“文理兼修”。
在1936年秋季始业式时，王伯群校长向全校师生呼吁：“我大夏数千众之智识阶级健全分子，果能本立校精神，每人领导一万民众团结一致，自强不息，勇猛奋斗，必不难挽救国难，复兴民族，愿我全体同事同学共勉之。”
艰难办学以救垂危之国
抗战军兴，大夏迁入黔，环境险恶，预算失衡，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王伯群校长作为全校之当家人，个中艰苦，冷暖尝尽。
当大夏内迁西南穷僻之乡，艰难维持之际，王伯群校长高瞻远瞩，提出大夏要因地制宜，加强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同时用多层次教育为大幅度提升大西南地区文化建设服务。大夏大学在民族存亡时期的治校思想、办学理念，王伯群校长表现出的鲜明教育理想和教育立场，即便到今天，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在内迁贵州的高等学校当中，大夏大学是在贵州省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与贵州关系最为密切，深入社会最为广泛的高校之一。自1937年内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9年。这9年里，大夏大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来时300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名师生，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夏大学设5个学院及3个专修科：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法学院以及师范专修科、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大夏大学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着手对贵州的教育进行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大学拥有贵阳本校、沪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办理上海大夏大学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重庆附中，共培养了2万多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尤其是为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8年6月，王伯群主持增设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开辟了学校生源，也为大夏大学教育等学科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大夏大学回迁上海后，这所中学仍留在贵阳，后来并入贵阳一中。
1944年11月，日军突然进犯独山，黔南告急，贵阳奉令疏散。12月9日，王伯群由贵阳抵重庆寻求帮助，沿途劳顿胃病复发。12月20日，王伯群因十二指肠出血过多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60岁。王伯群临终以“公诚”两字勉励全校师生。
1945年1月25日，国民政府为王伯群发表褒扬令：“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闳通。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勋，克勷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厥后翊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殚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倚畀实深。遽闻溘逝，曷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彰忠荩，此令。”
■轶事近代民主革命 先驱王伯群王伯群出生于贵州兴义的名门望族，1905年，他负笈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结识了章太炎、梁启超。辛亥革命后，王伯群回国，在上海参加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出任其机关报《大共和日报》的经理。1914年回贵州协助其舅父刘显世主政，积极推动护国运动。1915年12月，参加由蔡锷、唐继尧支持召开的决定云南起义的第四、五两次军事会议。1916年，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到贵阳策动贵州独立，先后出任贵州护军使署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护国运动结束后，其因曾参与密谋滇黔首义的天津会议，与梁启超、蔡锷、戴戡等7人被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为了纪念王伯群的功绩和护国运动，王伯群老宅的会文路改名为护国路。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身份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伯群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并得到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授权，为贵州全权代表常驻上海。1920年冬，他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后，任署理交通部长。1921年5月，王伯群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同年9月，被广州军政府委任为贵州省省长。1923年，王伯群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和平统一，王伯群受命随同北上，奔走各方。后来，孙中山逝世，王伯群遂回上海继续进行国民革命活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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