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日报】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不能忘记的存在”

孙中山先生赠王伯群的五言联

思群堂

12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北校区落满了冬日的阳光。85年前，该校的前身之一大夏大学的三百余亩校园即坐落于此。走在校园里，有路称“大夏”，有河名“赤水”，有楼曰“思群堂”——这座著名的高等学府，未曾忘记大夏大学在抗战时期西迁贵阳再迁赤水办学的校史，仍然怀念着大夏的柱石王伯群老校长。“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是华师大乃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不能忘记的存在。”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汤涛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他告诉记者，大夏大学正在成为学界研究的新热点。

10月16日，华东师大选择在校庆日举行《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首发式。王伯群长子王德辅代表王家后人发来贺信，信中字字句句都传达“铭记家史，不忘家风”之意。在此之前的教师节，华东师大档案馆通过微博微信公开寻找学校前身大夏大学王伯群校长后人，华东师大首次与王家后人取得联系。

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黔地文史专家座谈表示：大夏大学在黔八年，成为抗战时期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本土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王家后人以及黔、沪两地，都未忘记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虽然他们不能忘记的原因不尽相同。

王家后人：铭记家史，不忘家风

2014年，在美国生活了65年之久的王德辅先生，以80岁高龄出版了生平第一部著作《爱国者与军阀》（Patriots and Warlord），纪念他的父亲王伯群和叔叔王文华。“两兄弟处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生巨变的节点上，书的大部分章节讲述的便是在复杂历史背景下，鲜为人知的个人故事。”王德辅介绍说。

王文华（1889－1921年），字电轮，民国前期护国护法名将，黔军陆军总司令，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深受先生倚重与信任。孙先生曾慨叹说：“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独文华不与西南军阀同。”其兄王伯群（1885—1944年），辛亥革命事起，即与章太炎创办《大共和日报》；袁世凯称帝前后，与蔡锷等七君子共商反袁，负责策动贵州之独立；南北营垒对峙时，就任南方政府议和代表；出任国民政府首任交通部长，创办的大厦大学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誉。他们同母舅刘显世、妹夫何应钦一道，叱咤历史风云。

可对王德辅先生而言，书写父辈及其背后的这段历史并不轻松。在他出生前的13年，他的叔叔在上海被暗杀身亡；父亲王伯群于1944年因病过世时，他仅是个10岁的孩子。况且他很小便脱离“中国语境”在海外生活，“于1950年由台湾经过泰国、秘鲁移居美国”；学习与从事的是与文史相去甚远的工作，“在美国雪城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曾在位列于美国和意大利财富500强企业的三所跨国信息技术公司工作”；母语中文只能说、不能写……

面对种种的“陌生”，王德辅先生终究以英文完成了整部书稿。支撑他写作的力量是什么？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汤涛先生与王德辅先生等王家后人数次交流的信件内容。

在首次给王德辅先生的去信中，汤先生介绍了华东师大编纂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一事，并邀请王先生出席新书发布会，共同回顾当年的奋斗、求索与辉煌；在回函中，王先生深表感激之余深表遗憾，因前已做其他安排，难于回国参加新书发布会。但他表示，在新书会发布前，将专门撰写致辞以表祝贺，同时，恳请汤馆长为王家后人快递新书。

不久后，汤馆长接到了王德辅先生女儿Alexandra Wang用“很久不练的中国语言”写的一封电子信函。发信人用语序颠倒的“西式中文”写道：“非常感谢您发送本书对我的祖父。我的家庭很感激我的祖父的遗产仍然在。”信末郑重署名“华夏王正安”——这点让汤馆长的印象极为深刻。

随后，王德辅先生履行诺言，为《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出版发来贺信。贺信着重提及父亲王伯群写于1943年一段家训：

“……我的家庭和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应接受适体的教育，自立自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唯有如此，方能获得社会的称许，方能为家庭、家族和国家作出贡献，成为一个致力于使吾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好公民。”

“我父亲对于教育事业的奉献和他在家训中表达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王德辅在信中重申。

在汤馆长看来，王德辅先生在贺信中“重提家训”，和他以高龄写作《爱国者与军阀》一书的主旨相通，即“铭记家史，不忘家风”。“遥居海外的王家后人，是在家史中获得凝聚力，认同华夏文化的。”他说。

华东师大：接续传统，唤醒记忆

在采访中，汤馆长还向记者提到一事：为了寻找王伯群校长后人，他们曾遍访贵州贵阳、兴义和重庆等地，但均无所获。

“不得已，我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在网络上寻找。”他说，取得的影响出乎意料。新闻媒体高度关注，好消息陆续传来：华东师大校内的院系机关、上海交大校史室、贵州师大档案馆等纷纷提供帮助，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之子吴尚志先生主动捐赠王伯群先生照片。

获悉寻人消息后，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的二妹保志康的儿子袁志麟还专程赶往华东师大档案馆，详细介绍他们一家与保志宁的交往过程。“袁志麟是保志宁在上海的主要联系人，也是愚园路别墅的代理人和交涉者。”汤馆长说。期间，大夏大学第三任校长欧元怀的公子欧天锡也来到学校，提供他所知道的老校长后人的有关线索……

这让汤涛深感振奋：终究还是有人记得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多种原因，王伯群和大夏大学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评价。”他毫不讳言地说。

情况发生转变是在2011年。那年是华东师大建校六十周年，大夏大学校史编纂工作于当年6月启动。在贵州理工大学任教的谢晓博老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华东师大档案馆一片忙碌的景象，连校庆日也不例外。那一年，攻读东华大学近现代史专业的谢晓博，正为自己的硕士论文《迁黔大夏大学研究》苦搜材料，“贵州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去了，资料很少。”谢晓博最终在华东师大档案馆挖到了海量素材，他为此感激不已：“华东师大档案馆对档案持开放态度，这和诸多门庭森严的高校档案馆形成鲜明对比。”

谢晓博的硕士论文顺利面世，华东师大更是推出了近200万字的“丽娃档案”丛书之“大夏书系”，书系由《大夏大学编年事辑》（上、下辑）、《大夏大学：90年90人》和《大夏文萃》组成，从历史、人物、文化三个层面立体梳理大夏的精神遗产。

“我们正在着手编纂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志》，专门开辟‘大夏大学专章’。”汤涛馆长透露说。

他还告诉记者，大夏大学作为重要的前身之一，是华东师大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学校通过各种方式来唤醒和整理这段记忆，接续并活化这段传统：我们档案馆在全校开设《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文化解读》公选课，课程里专门开设有“大夏大学”一章；在学校院系专史方面，比如社会学院、传播学院和教育学部等有涉及大夏学科专史研究；我们支持或协助研究生从事大夏大学校史研究，如协助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从事《大夏大学与政治》课题研究。等等。

华东师大学生自发启动了前往赤水的寻根活动。2012年7月，华东师大2012赴黔科技兴农暑期实践团队一行16人前往贵州赤水，找到了大夏大学的旧址文昌宫大庙，以及1946年大夏22周年校庆时所造迁校纪念碑的地址。但由于岁月更迭，该纪念石碑已荡然无存。为梳理学校文脉，并以先贤之言行教诲当今学子，华东师大启动重镌迁校碑事宜，并与当年华东师大六十一周年校庆之际，重镌大夏大学迁校碑；次年，华东师大与赤水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课题研究基地”、“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和“学生实习基地”等5个基地，校地双方以“大夏”的名义延续情谊。

让汤涛馆长感到遗憾的是，华东师大与贵阳的联系还很欠缺。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大夏在贵阳办学期间的遗址不存在了，学校与地方也就失去了建立联系的实体。“好在贵阳护国路还有一个王伯群故居。上个月王德辅先生致函，说计划将此处改造成王伯群、王文华纪念馆，问华东师大能否提供帮助。”汤馆长当即回复，表示愿意提供学术上的帮助，“我还希望，贵阳王伯群故居能成为华东师大与贵阳以及王家后人联络的中心，各方在此基础上协同合作，展开对王伯群和大夏大学的研究。”

黔地学界：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

“王伯群和大夏大学，是联系黔沪两地学界的一座桥梁。”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茂林说，两地学界对于王伯群的研究各有侧重，华东师大的加入将大大增加王伯群研究的史料厚度和高度。他本人一直试图让这座桥梁建成“通桥”。

2014年8月初，汤涛馆长一行前往贵州探访王伯群和大夏大学遗迹时，意外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电话是贵州省文史馆梁茂林馆员打来的。”汤馆长清楚的记得，梁先生说文史馆拟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王伯群是其中重要人物，问询是否可以商谈或合作之可能。“我说，我们正在着手遍查和研究王伯群和大夏大学史料。”

双方一拍即合。在梁先生的安排下，汤涛受邀赴贵州省文史馆访问。抵筑后，省文史馆召集一批当地著名专家教授与会：何应钦研究专家、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宗仁，文史专家厐思纯、梁茂林、谭佛佑、贵州师大张羽琼教授等。

“此次贵州访问，收获良多，对校史研究拓展了新思路，但亦喜忧参半。”汤涛解释说，忧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王伯群一门在贵州几乎被遮蔽，乏人知晓；喜的是，贵州有识之士，终于拨开历史迷雾，重新发现王伯群作为历史名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这个喜，同样是我们发掘王伯群史料，传播校史杰出人物的动力。”他说。

近年来，黔地学者也将研究目光转向王伯群和大夏大学研究。

“抗战时期，黔地要改变落后的局面，根本在于大兴师范教育、培养人才。以教育学见长的大夏大学的西迁，在黔办学八年，使得大夏大学成为战时最先入黔、驻黔最久、与黔地联系最密的西迁高校，对贵州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谢晓博老师说。对很多从事教育史研究的学者而言，一所著名的新式私立学校进入到落后的贵州所产生的影响，是个全新的课题。

事实上，贵州本土文史专家对大夏大学已有定论：大夏师生是集体的“王阳明”。将西迁的大夏师生，与四五百年前入黔“龙场悟道”、培养“黔中王学”的阳明先生相提并论。

“随着黔沪两地在王伯群和大夏大学的史料挖掘、学术研究活动的展开，相关的研究成果将进入公共传播领域，并转化为当前贵州发展的思想资源。”梁茂林说。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有待重新评价

——上海访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

“北南开，南大夏”

记者：晚清以来的新式私学里，有“北南开，南大夏”一说，此说是否基于两校均以教育学见长之故？

汤涛：在大夏大学办学史上，大夏大学的历史定位有几种说法：一是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大夏、复旦、光华和大同）；二是“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三是“北南开，南大夏”之说。

大夏大学的教育学素来有名。早在1924年大夏初创，即有教育科和师范专修课之设，学校创始人欧元怀、王毓祥、鲁继曾等均为大名鼎鼎的教育学家。1929年大夏成立的教育学院，是中国高校创办教育学院最早、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之一。

大夏提出民族教育复兴发展纲要，坚持“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在教育制度的制定，教育理念的知行上，极有远见——实施导师制。这个制度是大夏培养学生最成功的一种教学制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成为大夏人才培养的魅力和特色所在。在导师制教学下，导师首先是关注学生的心智等训练和培养。其次是关注学生对学习知识的理解，培养他们探索和创新精神。此即为“大夏教你有中之无”的内在含义。

实施通识教育。譬如文科课程，普通必修学程上，除了国文、英文、历史，还有涵盖化学、物理或生物的自然科学，而理科生则要涉及英文及演说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生“文理兼修”。

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比如在学科设置上，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如理工学院重视化学系，支持民族工业发展；化学工程则为民族企业天厨味精等提供技术研发和支持；增设盐务专修课，为国家培养盐务人员；开设体育专修课，培养体育人才。

“西南联大的名声不仅源于教育质量”

记者：但南开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大夏似乎被重视不够，为何？

汤涛：客观上，大夏大学在民国时期，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大学，我们从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等，能了解大夏大学当时的盛况。之所以解放后关注度不够，大概有几大原因：

一是，大夏大学被合并改名。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而南开没有；

二是，南开与北大、清华组成国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善于宣传的，有一套传播机制，善于制造传说和讲故事。比如，西南联大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他们指定丁则良等三人为日记参谋，全面记录旅行团活动，写成了20几万字等日记，寄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刊行。这个旅行团有200多人，写了很多日记、书信、文书、碑铭、随笔和著作等。经过一遍遍的言说和书写，正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言：“（旅行团）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

三是，南开改为国立，得到政府资助，同时有周恩来等著名人物等特殊身份；还有一点，因为大夏校长王伯群等为国民党高级官员，800多名校友迁往台湾，解放后，由于政党政治等原因，长期被遮蔽。

“大夏在四大层面促进贵州现代化进程”

记者：大夏作为一所现代化的新式大学，对贵州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哪些作用？

汤涛：大夏对贵州现代化的贡献，我们认为有四个方面：

一是教师教育。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在重要教育工作岗位；贵州师大的教师教育，最主要基础就是大夏大学教育学。贵州的教育厅长先后由大夏校友欧元怀等担任，为贵州的教育规划和设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是学术研究服务地方。有研究表明，在大夏大学迁去之前，只有日本考古学家、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讲师鸟居龙藏，曾于1902年对贵州苗族进行过民族学和考古学的调查。

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的贡献，其中最大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三是经济发展。大夏大学开设盐务专修课等，为贵州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大夏的建筑、土木系也为贵州的路桥建筑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其他如法学院、商学院也为贵州培养了很多法学和管理人才。

四是文化建设。贵阳文通书局在解放前是贵州省最大的编辑、印刷、发行机构，同时也是贵州最早引进和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是与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齐名的七大书局。文通书局的大夏教授马宗荣、谢六逸对此贡献巨大。

文通书局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经验与教育》、《中国新文学教程》、《鸦片战争史实考》、《民众营养》、《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书籍，为贵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在大夏大学校友80周年纪念特刊上，大夏校友赵振堂写了这么一首诗，可以形象地理解大夏对贵州的影响：

啊，大夏，我的母亲。

你的西迁，是远征，是进军。

你把江南最先进的文化送到西南边陲。

解放了多少文人和学子，

培育了多少鲜花和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