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涛
2015年10月15日，由华东师大档案馆主办的《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发布会在长宁区少年宫举行。少年宫二楼会议室，远从美国、贵州以及沪上的亲属和慕名者济济一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解放日报》、上海电视台等全国20余家主流记者云集，闪光灯的咔咔声此起彼伏。在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宣读了王伯群长子王德辅从美国发来的贺辞，贺辞情真意切，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封面
王伯群是谁？一次普通的新书发布会，为何引来众多的慕名者自行前来？一本寻常的大学档案史料出版，为何吸引如此多的媒体热切关注？一所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为什么放在长宁区少年宫发布？……其实，这些系列的好奇和疑问，都与一场事先策划的 “档案寻找”新闻传播活动密不可分。
稽古振今，发掘王伯群
早在2013年，华东师大档案馆策划“丽娃档案”丛书，主持编撰出版《大夏大学编年事辑》《大夏大学：90年90人》和《大夏文萃》，以学校前身之一大夏大学校史为重心，分别从历史、人物、文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档案编研和校史研究谱系。
但在档案发掘和校史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现象：迄今为止，对王伯群校长，鲜有学者对其作过系统、完整的研究。在大学史研究中，说到大学，人们往往会想到大学的创始人或著名校长，譬如一说到北大就想到蔡元培，一说到复旦就想到马相伯，一说到南开就想到张伯苓等等，但一说华东师大，却想不起“王伯群”这个名字。这让我们感觉很痛心，不仅是对王伯群校长的不公平，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不公平。正基于此，我们陡感责任重大，于是怀抱稽古振今的念想，决定以馆藏档案为基础，编撰一本《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希望对王伯群校长治理大夏大学的历史过程作一次总结性的回顾，并表达我们的纪念和敬意。
为完成编撰任务，我们分两步走：一是在青灯黄卷的馆藏档案世界里，像工蜂一样勤勉而快乐地孜孜以求；二是赴黔渝实证考察。到贵州兴义市景家屯拜谒他出生时的祖屋，走访其青少年时期就读的笔山书院，在贵阳追寻他所治理的大夏大学的旧址，在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与专家进行探讨和学习。在调查中，我们听到这么一句民谚： “一寸金，一寸土，一坝走出三将军”。原来，王家除王伯群外，他胞弟王文华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堂弟王文彦为陆军少将，胞妹王文湘嫁于何应钦，与何香凝等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妇女部五委员之一。1944年底，王伯群在重庆不幸逝世，重庆各界于长安寺举行公祭，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等前往祭吊，次年2月，葬于重庆猫儿石公墓。为祭拜王伯群和查询当年史料，我们又赴重庆寻找王故校长墓地。
此次贵州和重庆访问，喜忧参半。忧的是，由于历史和政党政治的原因，王伯群一门三将军，在贵州几乎被遮蔽，乏人知晓。喜的是，贵州有识之士，终于扒开历史迷雾，重新发现王伯群作为历史名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这个喜，同样是我们发掘王伯群史料，传播校史杰出人物的动力和归宿。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终于编撰完成。全书近60万字，分为“王伯群传略”、“大夏大学简史”、“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史料选”、“王伯群评述”、“王伯群与大夏大学编年纪事”，以及“ 1937年的大夏大学一览”等六大部分，通过发掘原始档案，以确凿的档案史料，全面披露王伯群校长领导大夏大学20年期间充满艰辛而荣光的办学历程。
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
唤醒回忆，寻找王伯群后人
在实地考察，充分爬梳档案史料之后，我们对王伯群创建、执掌和发展大夏大学有了全面而深刻了解。但我们还是面临两大问题和困惑：第一，从认知来看，我们了解王伯群不等于公众了解他，我们熟悉王伯群不等于公众熟悉他。第二，从事实来看，由于王伯群曾为国民党高级官员，其妻儿、妹妹妹婿等在解放初远渡美国和台湾，近70年的隔绝，我们找不到一位亲属出席新书发布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策划一场“寻找王伯群后人”的公关传播活动。通过微信、微博和《青年报》等全媒体的方式，发布《寻找王伯群校长后人出席<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新书发布会》公告。公告曰：“2015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先生诞辰130周年，为不忘先贤，激励后进，华东师大档案馆编撰出版《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全书58万余字，首度解密王伯群执掌大夏馆藏原始档案，全面、权威呈现民国著名私立大学实况，披露王伯群对大夏大学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所做的贡献。”“因此，我们求助网友，希望通过万能的互联网，帮我们联系到王伯群校长的后人。”
寻找王伯群后人的消息通过全媒体发布后，迅速传遍上海滩和全国各地。超乎我们的意料，当天就有无数好消息传来：学校院系机关和交大校史馆、贵州师大档案馆主动提供帮助；王伯群贵州家乡人、大夏大学贵阳附中校长吴照恩后人主动捐赠老照片等；王伯群妻子保志宁的外甥袁志麟先生专程来华师大档案馆，详细介绍他们一家与保志宁的交往过程，他还是王伯群旧宅（长宁区少年宫）的代理人和交涉者；其间，大夏大学第三任校长欧元怀后人也来到档案馆提供线索。与此同时，还得到了很多热心市民的信息反馈。
我们在获知王伯群长子、远在美国的王德辅先生联系方法后，我马上给他发邮件，连续发了五天之后，终于获得王老先生覆函。在回函中，王德辅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原来他1934年出生于上海，1937年随父母西迁贵阳，1945年日本投降后随母亲搬家至南京，1949年迁至台湾，1950年四姐妹随母亲经泰国、秘鲁移居美国。王德辅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位列于美国和意大利财富500强企业的三所跨国公司工作。2014年出版了《爱国者和军阀》，目前，家族繁盛，拥有4个孩子和7个孙辈。
对于华东师大的盛情邀请和大范围寻人，王德辅先生深表感激。但由于年事已高，此次难以回国参加新书发布会。他表示在新书会发布前，将专门撰写致辞以表祝贺。他透露，在2016年将专程前来华东师大走访。
孙中山先生赠王伯群五言联
拨云见日，还原真实的王伯群
王伯群由于过早陨逝、政治因素和花边新闻捏造的“别墅风波”等原因，长期被教育界和史学界所遗忘。经过我们的努力，尤其是经过人民网、中新网、澎湃、《新民晚报》《中华读书报》等各大媒体的广泛报道，终于拂去迷雾尘埃，历史上一个长期被遮蔽的王伯群，终于以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著名教育家的形象，跃然鲜明于世——
同盟会元老。王伯群出生贵州兴义市，18岁入兴义笔山书院，随文史大家姚茫父、熊范舆、徐叔彝等学习。1905年，20岁的王伯群以贵州首批官费生身份东渡日本，留学中央大学专习政治经济学，直至硕士毕业。留日之时，清政不纲，王加入同盟会，结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位人物：孙中山、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倡导革命，同声相求，王与他们常相往还，砥砺切磋。
护国、护法运动主要组织者。迨辛亥革命后，27岁的王伯群与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参、众两院，王赴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结束后回到贵州积极推动护国运动。云南宣布独立后，王伯群积极响应，策动贵州独立。917年，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王伯群代表贵州省长公署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领导的护法运动。
追随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1920年冬，王伯群以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跟随孙中山、唐继尧回粤，恢复军政府，任交通部长。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倡议南北议和，和平统一。王伯群衔命随同北上，奔走各地。孙中山生前曾赠送王伯群一幅著名的五言联：“让人非我弱，得志莫离群”，以示激励和劝勉。
国民政府交通部长。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王伯群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第一交通大学校长和招商局监督，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连任。
大夏大学创办者、董事长和校长。作为著名教育家，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1924年-1944年）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29年）。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贵阳、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贵阳日报报道
沪黔合作，事迹传播再掀高潮
2014年8月，我们受邀访问贵州省文史馆访问，贵州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宗仁，文史专家厐思纯、梁茂林、谭佛佑、贵州师大张羽琼等著名专家教授与会。
此次贵州访问，收获良多，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与文史馆联袂合作，借助贵州媒体的力量，推动宣传王伯群，重新发现他作为历史名人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财富。
2015年8月31日，《贵州都市报 》以《大夏大学贵州8年战火中创造教育奇迹》开启了贵州媒体宣传的序幕。文史专家梁茂林、《贵州文史丛刊》副主编王尧礼先生以深厚的研究学养，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王伯群与大夏大学。
贵州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在“黔史”专栏里，开辟《文化抗战薪火不灭》《教育救国文化薪火向黔进》等专版，邀请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文史专家史继忠、庞思纯、梁茂林、林建曾等教授撰写王伯群和大夏大学校史。
《贵阳日报》作为贵阳市委机关报，用专题专版形式，对王伯群和大夏大学进行六次系列报道，再次在贵州掀起了传播热潮。
在系列报道期间，《贵阳日报》特地派遣记者郑文丰先生专程来上海就《王伯群和大夏大学》一书进行采访，发表了《王伯群与大夏大学有待重新评价——上海访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一文。专访分别从“北南开，南大夏”、“大夏声誉传播”和“大夏在四大层面促进贵州现代化进程”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和对话。从三个方面的访谈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和熟悉王伯群及其执掌20余年的大夏大学。
关于“北南开，南大夏”问题。王伯群创办的大夏大学，其历史定位有几种说法：一是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大夏、复旦、光华和大同）；二是“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三是“北南开，南大夏”之说。大夏大学的教育学素来有名。早在1924年大夏初创，即有教育科和师范专修课之设，1929年大夏成立的教育学院，是中国高校创办教育学院最早、学科最完备的大学之一。大夏大学坚持“复兴民族”与“教育强国”发展理念，在教育理念的知行上，实施导师制：这个制度是大夏培养学生最成功的一种教学制度，是国内高校最早实施导师制的大学。
关于大夏大学声誉问题。大夏大学在民国时期，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大学，我们从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等，能了解大夏大学当时的盛况。
关于促进贵州现代化进程问题。大夏对贵州现代化的贡献，我们认为有四个方面：一是教师教育。从1937年到1946年，大夏大学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这部分毕业生中很多人应聘到贵州各部门工作，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在重要教育工作岗位；贵州师大的教师教育，最主要基础就是大夏大学教育学。二是学术研究服务地方。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的贡献，其中最大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三是经济发展。大夏大学为贵州经济发展、路桥建筑、法学和管理人才培养大批人才。四是文化建设。贵阳文通书局在解放前与商务、中华等七大书局齐名，作为书局掌门人、大夏教授马宗荣、谢六逸贡献巨大，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贵州苗夷研究》等一大批影响较大的书籍，为贵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一定的贡献。
(载《上海档案》201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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