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被日寇军机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迁往内地，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云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迁至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
今年是同济大学自李庄回迁上海70周年。11月26日，同济大学文科办、同济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校史馆和四川宜宾市李庄产业园区管委会共同举办了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研究者们齐聚同济，探讨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大学与当地的文化互动。
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和文化抗战的大学的有不少。在大西南，坚持办学的大学包括在昆明的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在重庆的南大的前身中央大学和交大、复旦等；在成都的一批教会或私立大学，如华师大前身光华大学；还有在贵州湄潭的浙大、在四川乐山的武大等。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说，回忆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一批大学，在中国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畏艰险、辗转办学。
1937年同济被日军轰炸。图片由同济大学教授Max Fink拍摄，现存同济大学档案馆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
同济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原档案馆馆长朱大章感慨，在同济最困难的时候，李庄人以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十六字电文支持同济到李庄办学。
李庄乡绅罗南陔发给同济的电文。图片来源：罗南陔的后代
于是，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同济学子在李庄的庙里上课、在李庄的茶馆自习。每逢周一周二，工学院的学生还坚持去工厂实习。同济在李庄不仅顽强地坚持下来，而且在学科门类和师生规模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朱大章说，1940年同济大学总人数只有875人，其中教师77人，学生798人。到了1945年，同济总人数达到2423人，教师和学生分别增至224人和1995人。
1945年同济工学院课程时间表。图片来源：同济大学档案馆
而同济也以科学与知识回报李庄人。当时的同济工学院用仅有的一台发电设备点亮了李庄的第一盏电灯，使得李庄镇通电领先于宜宾县城10年。
又比如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病人轻者周身乏力，皮肤发麻或局部肌肉麻痹，重者腹痛、吐泻、四肢麻痹发展至胸部时即死亡，当地人惊恐地称之为麻脚瘟，但致病原因不明，治疗亦无办法。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曾派人去研究，都没有结论。
西迁李庄后，一日同济人在宜宾中学聚餐，饭后有37人发病。同济医学院教授唐哲初诊病患为钡或磷中毒，其后还发表了《李庄所见之痹病》一文。内科部主任李化民研究后也发表了《痹病》一文。最终，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杜公振和助教邓瑞麟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来是四川五通桥的食盐中含着有毒的氯化钡。不久，预防和治疗该病的方案都有了下文，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杜公振和邓瑞麟的这一研究成果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学术奖励一等奖。
杜公振、邓瑞麟两人的研究成果获1943年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小小李庄的三千居民与三倍于他们的来自外乡的人们交流交融着。虽然时常也会有文化碰撞和不和谐，但从许多故事中，我更多看到的是同舟共济精神的故事。江波如是说。
带动当地社会开化
内迁高校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常有趣闻。浙江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淑锵说，浙大西迁至湄潭后，有浙大女生在湄江河游泳。本是平常的事情在当地社会看来可谓伤风败俗，还引起了联合反对。
又比如同济西迁李庄后，李庄老百姓会看到有尸体被抬进同济医学院，而且只见尸体进，不见尸体出，满腹疑惑又不敢吱声。一日有泥瓦匠修屋顶，透过缝隙瞥到同济师生穿着白大褂，正拿着刀子对台子上的尸体划来划去，一旁还放着个滚水的锅子。下江人吃人啦！（由于同济来自长江下游，当地人就称同济人为下江人）一时消息传开，李庄人鸣锣驱鬼，聚众抗议。
直到后来，同济医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办了一次为期7天的科普展览，公开展出了甲骨文、死尸和用于试验的骨骼，向当地人介绍人体结构和基本的生理医学知识。朱大章说，当时有人专门从宜宾跑来看这个展，排队长到将近一公里。在这以后，即便医学院学生拎着骷髅头去茶馆，当地人也都见怪不怪了。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说起在抗战时期，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大夏大学在学术上对贵州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启动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1938年迁来贵阳后，大夏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后更名为社会研究部，主要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当时社会研究部的日常工作还是由社会学大佬吴泽霖负责。
社会调查部的调查认为，重新认识、研究少数民族是开发建设的前提 。稳定西南，就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交通等。他们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汤涛评价，社会调查部还组织了西南边区考察团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炉山黑苗的生活》、《威宁大花苗语字汇》、《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 《贵州苗夷影荟》等著作。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是社会调查部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直到今天，这些调查研究成果对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带动当地教育发展
抗战时期，内迁的几所高校不仅发展自身，也对周边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副主任欧七斤说，1936 年交通大学入学新生有217 人，其中江浙籍就有161名，而来自西南地区的仅有5名四川籍学子。但交大渝校明显在西南地区增加招生，仅1944 年入学的学生中，四川、重庆籍的就有 63 人。生源结构的改变，反映了交大内迁后给西南地区适龄青年提供了更多就学深造的机会, 有利于提高本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大学的发展不是单向的，而是学校和所在地方的双向互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云南为例，云南的地方教育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一大原因在于战时的云南集聚了大批教育专家。在这些教育专家中，西南联大占有相当大的分量。
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1938年而言，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师资力量更是捉襟见肘，平均每校的老师不过14.7人 。
而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则为教育事业相对落后的云南带来了新气象。比如1938 年7月，西南联大开课刚刚两个月，就在暑假期间协助云南省教育厅开办了中学教师讲习讨论会（简称暑讲会）。
这个暑讲会可不一般。金富军介绍，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西南联大三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都是暑讲会的委员。由85人组成的讲师阵容也异常强大，个个均是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专家。
此外，西南联大西迁也极大推动了云南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对云南当时仅有的高等学校云南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金富军说，当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抓住时机，为云大增添了吴文藻、郑天挺、刘文典、费孝通、赵忠尧、严济慈、华罗庚、赵访雄、 陈省身、张奚若、冯友兰、罗庸、潘光旦、向达、闻家驷、吴晗等一批学者。他们都是西南联大在云大专、兼职的教授学者。
从另外一方面说，西南联大教师在云南大学兼职，经济上得到一定收益，也可以看做是云南大学、云南地方对西南联大的支持。金富军认为，学校和地方实现了双赢。西南联大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积极服务云南地方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也可以说是成功的表征之一，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大学办学是非常有启迪意义的。
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
西迁办学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大学为延续中华文明、保存知识分子、 服务抗战建国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伟大壮举。在张淑锵看来，那时的大学已然成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欧七斤说，1940 年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开学时仅有机械、电机两班，师生百余人。抗战结束时，重庆分校却已有 43 个班，师生近 2000 人，超过抗战规模一倍之多。交通大学航空系、造船系、电信研究所、航海科、轮机科等系所皆发轫于此。
而且，在交大渝校师生之中，以后成为院士者多达 21 人，其中有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我国第一艘万吨轮设计者许学彦、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者庄逢甘、自动化工程奠基人张钟俊、中国通讯元勋张煦等。
曾经川江（从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是中国历史上是难以逾越的，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欧七斤说，内迁重庆后，交大造船系的系主任叶在馥主持设计了川江轮船，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长江上游航运不能顺利通航的难题，这也为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员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济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江鸿波也称，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 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的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军工署、50 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而在蒋介石高层军工委员的名单上，同济毕业生占了几乎二分之一。据说蒋介石每次开军工会议，口头禅便是：同济的来了没有，来了就开始。
武汉大学校史馆主任秦然总结：高校内迁的意义有三。一是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二是为抗战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撑，三是促进了西南、西北边疆的现代化。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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