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手札 华师大供图
在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电脑打字，电邮往来，触摸屏写字的当下，读一封写于几十年前的名人手札，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或许就是在这些或恣意流畅，或率真朴拙的墨迹中，看他们同样为了转学，租房，推荐学者而絮絮叨叨，钩沉出那个时代人物的风骨和气质。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从馆藏档案中选出九十一通近现代名人的函札，加以整理、释文并影印出版为《华东师大档案馆藏名人手札》。政界的张学良，教育界的蔡元培、朱家骅、杭立武、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张耀翔，中国文化学奠基人柳诒徵，近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刘大钧，数学家朱公谨，地理学家翁文灏，物理学家周昌寿，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哲学家蒋维乔，出版家赵家璧，等等闻人墨迹悉数在列，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公开披露。
书中收选函札时间跨度为从1926年到1950年的24年时间，其中经历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从创校初期“租房办学”，到战乱，辗转迁徙、坚持办学，再到被世人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的种种艰难困苦。信函中的内容从贫寒学生学费豁免，教员聘任薪俸增加，暑期学校师资安排，到决定内迁开办分校，创设附中支持基础教育，邀请明星主持校庆筹募基金，动员校友认捐复校基金，抵押土地证购买仪器设备……事无巨细，涉及到学校生活管理的方方面面。
“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之一吕思勉自1926年起任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书中收录了他1941年6月4日致函校长张寿镛、副校长张公瑾、文学院院长张歆海的墨迹，这封长达4页纸的信函中，吕思勉就课程设置提出个人建议和意见。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的1938年，光华大学以商学院为主，在成都设立分校，而文学院和理学院仍在上海。作为光华大学历史主任和教授，吕思勉仍旧专司负责历史系的教学安排和学科建设。按校方要求，他需报史学系的选修科目。信中，吕思勉认为之前的改定结果因为各种原因不尽人意，希望能够再讨论一次，“甚望就各院各系再行审慎修改一次”，因为学校有了能讲水利史的金松岑先生，吕思勉建议开设该科的课程。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认为，当时，吕思勉所代表的教授除了教学，还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图说：陈鹤琴亲笔信 华师大供图
儿童教育学家陈鹤琴致朱经农的信写于1941年6月25日，数学教育家朱经农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在民国时期，大学普遍实现完全学分制，大学之间转学相对自由。光华大学被誉为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学，教学水平高，转到光华成为自然很多学生之向往。在信中，陈鹤琴推介学生陈新希由新中国法商学院法律系二年级下学期肄业转学到光华大学，“由于陈鹤琴与朱经农是很好的朋友。他的推介，为陈新希转学成功增加了筹码。”汤涛猜测。
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赵家璧给朱经农的信函写于1948年6月5日。此前两天，即1948年6月3日，光华大学为纪念成立23周年，特此建造的图书馆新址落成。1947年，赵家璧与老舍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出版公司，任经理兼总编辑，出版包括《四世同堂》、《围城》等名著在内的《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作为光华大学1928级英文系学生，赵家璧在信中提出主动捐献晨光出版公司一年来全部出版物28部31册图书，支持母校发展，为抗战胜利后的光华图书馆做出很大贡献。（记者 徐翌晟）
图说：出版家赵家璧手札 华师大供图
【记者手记】看似随意实精心
看着这些几十年前学界精英们随意写就的信函，不仅仅用词典雅，字字珠玑，且落在泛黄的信纸上的笔墨亦堪称书界良品，其中透露出的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魅力令人心向往之。
思及前一阵子，记者请办公室一位毕业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开几个信封寄信，这位九零后大学生却连信封上最基本的写作格式都搞反了，笔者只能苦笑着为其解释“可能是平时快递单子开多了吧。”
科技与速度的提高确实带来了一切便利，包括交流上的快捷，但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传统的交流正在被改变被取代，但是继承传统的意义在于精神，传统的交流方式中我们更能体味到一笔一画的仪式中对于交流方的尊重，当我们一再品味那些墨迹，学者们各自的气息跃然纸上，体味着学富五斗的他们在信函的结尾处互道“顺询 近祺”“驿安”“专颂 教绥”……我们毫无痕迹与个性的机械化交流能够留下些什么呢？（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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