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陈汝惠与哥哥陈伯吹（右二）、儿子陈佐洱（右一）、侄子陈佳洱（左一）摄于北京翠微家中
◆ 陈佐洱 口述 汤涛 俞玮琦 整理
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教育家陈汝惠就是这样一位爱国爱家的典范，抗战时期他以笔代战宣传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力投入教育事业，他传承好家风，培养了三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的长子、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近日讲述了父亲的故事。
大夏大学情缘
我的父亲陈汝惠求学和成长的经历，跟我大伯父陈伯吹是分不开的。父亲1917年1月17日出生在原江苏宝山罗店镇。10岁时，在镇上布店当职员的祖父过世，家里生计没有着落，比他大十岁的长兄陈伯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大伯父15岁时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师范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员。祖母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来补贴家用。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位伯父，都在20多岁时因病早逝，一位姑母也远嫁外地。父亲从小跟着大哥亦步亦趋，也是在15岁时从乡村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做语文教师。
读乡村师范的时候，兄弟俩都刻苦学习，奠定了相当不错的国学和文学功底，唯一的遗憾是乡村师范没开英文课，虽然课余自学，但毕竟水平不高。为了进大学继续深造，大伯父尝试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鲁继曾先生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说明了自己身世，附上发表的著作和文章。信里提道：“很想上大学，但是英文水平还不够好，能否根据我的综合情况仍能有机会入学大夏大学？”鲁先生看了信，破格录取了他。若干年后，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鲁先生写信、寄著作，同样破格成为大夏大学教育系新生。兄弟俩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大学学习期间积极要求上进，英语也都赶上去了，没有辜负鲁先生对他们的栽培。父亲几乎年年获得奖学金，尽管边读书边做家教，仍坚持发表了许多文章，并翻译了一批英美散文和小说。伯父翻译的外国小说和童话故事，则有《绿野仙踪》《小夏蒂》《没有袋的袋鼠》《出卖心的人》等。
父亲在大夏大学念书时认识了一位女同学李荷珍。她的出身和父亲很不一样，外公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飞虎”牌油漆创始人李叔彦。她原先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12月放寒假回家，恰好躲过了南京大屠杀，随即转学到大夏大学教育系，和我父亲是同系同班的同学。两人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父亲刚上学时英语很“蹩脚”，在李荷珍的帮助下，经过刻苦学习，后来居上，考试都考得很好。再后来，李荷珍就成了我的妈妈。大夏大学给了我父母亲一生的缘分，所以他们十分感念母校和恩师鲁继曾先生。他们回忆说，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对人对己都很严格，经常训人，但心肠非常好。母亲毕业后留校，在教务处当鲁先生的助教；父亲因为是半工半读，学分没有修完，比母亲晚一年毕业。毕业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鲁先生应邀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我伯父、父亲和母亲都对大夏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写过一篇关于大夏大学校址的散文，叫作《我们的“旁贝”——大夏校址的凭吊》，看到校园被战火损毁，他心痛万分，感慨地写道：“难忘那四年养育的恩典，母校给我们的，不是纸的文凭，布的方帽，而是人的教训，力的生长！但是今日‘丽娃栗妲河’的呜咽，‘丽虹桥’头的荒凉，不知春愁又将增多几分？眼看景色秀丽的校舍，变成了‘旁贝古城’，往事何堪回首啊！”这篇散文发表在1941年4月10日的《正言报》上。
创办学校和进步杂志
大伯父陈伯吹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为编辑。他主编的《小朋友》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香港金庸先生和我见面时说：“我小时候也是读陈伯吹的《小朋友》长大的。”
我父亲在大伯父的影响下，也从15岁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挣点稿费补贴家用并交学费。在“大夏”学习期间，经常在《大夏周报》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主办的期刊《译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1938年，他出版了杂文集《断章取义集》，由著名美术家蔡若虹亲自设计封面。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以笔当枪，发表了《女难》《死的胜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和杂文，成为一位重要的“孤岛文学”作家，他说当时的文学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37年爆发“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故乡宝山罗店镇又成兵家必争之地。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老家房子被日寇烧毁，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抗战胜利后，他在夏衍、蔡楚生等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影响下，较早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1947年，国民党利诱父亲担任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坚决地拒绝了。1948年，父亲以自己从事抗日地下斗争的经历，在《茶话》期刊上连载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尘》。在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望，以及自己的觉醒和奋起。
1947年，父亲还创办了上海市立江湾中学，并任首任校长。不久，江湾中学成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民主堡垒。学校建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和部分骨干教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教唱解放区的歌，跳秧歌舞，连我都在家里学会了扭秧歌。这期间，父亲还资助多批师生到解放区去。1947年，上海中共地下组织派中共党员郁雪芳到学校读高一；1949年初，又增派中共党员朱金兰到学校读高二，同时担任地下党江湾中学党支部书记，组织开展学生运动，迎接解放。
之后，父亲将自己创办的进步杂志《启示》无条件地交给中共地下组织编辑出版，并按指示继续担任杂志的法人代表，一直到1949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另外，由于他参与、协助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的起义活动，被杀人不见血的特务头子毛森列入追杀名单，“活的死的都可以”。所以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几乎一直东躲西藏，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天天提心吊胆，担心他的安危。我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父亲终于回到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解放了”，然后带我去霞飞路，看露宿在街头的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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