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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我的父亲陈汝惠(下)

发布日期: 2017-11-29   浏览次数 51

1959年初,陈汝惠全家摄于鼓浪屿

1983年冬,陈佐洱与父母合影

◆ 陈佐洱 口述 汤涛 俞玮琦 整理

组织编写首部教育学讲义

20世纪50年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他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他喜欢教书,15岁开始,从小学教到大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1946年,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上海《正言报》教育版“家庭教育新论”专栏连载三个月之久,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名为《父母与子女》。因为这本畅销书,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于1948年破格聘陈汝惠为大夏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父亲把当年被大夏大学破格录取和被母校破格聘为副教授,终身引以自豪。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沟通的情况下,又再版了《父母与子女》这本书。

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父亲还结识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1950年,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来到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系副教授、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大多开设了教育学课程,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为教材。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1955年,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后,改用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组织编写了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并付印数百本,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

在完成编纂《讲义》的同时,父亲还在《厦门大学学报》上接连发表《〈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向〈红楼梦〉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等文章。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但他坚持等待,申诉十八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获得了当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亲笔证明材料,他的历史“疑点”得以澄清,摘掉了“内控”帽子,彻底纠正了错案。全家人放下了压在身上18年的沉重“包袱”,喜极而泣。1978年10月,父亲在一张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段话:“往事已矣,只恨白发生。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千金难买青春少。”

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欢文学。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当时在《正言报》上夜班,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我正好睡醒起床,就从小床跳到大床,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像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外国的《金银岛》《伊索寓言》,都是在他的被窝里听到的。上初中了,一天父亲带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问我:“要看哪一种书啊?”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收藏了那么多的书,欣喜若狂。从此,从厦大图书馆借读到了很多至今都难忘的好书。不幸的是,初三时我得了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半年。

父亲说过:“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就支持鼓励他。”我的最大的兴趣始终在文学上,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一发而不可收。父亲虽然手把手教我习作,但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当作家,反而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空头文学家”,还多次强调这是鲁迅先生对儿子的告诫。高考时,父亲鼓励我报考外文系甚至图书馆系。他说,有文字功底将来可以搞外国文学翻译,业余也可以写点科普小品,还特意买来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诗集给我读,引导我走高士奇的路。

1960年我考大学,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默写我考前在学校公布的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而我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大学四年,我保持各科成绩全优,曾当选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

“文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至福建团省委创办《福建青年》杂志。1983年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1987年兼任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同年9月,两个台湾记者绕道日本,首次公开来大陆采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派中新社作为接待单位。

那天,很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等候台湾记者。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负责迎接和接待。飞机晚点三个小时,半夜才降落首都机场,我在廊桥上开口就对两位台湾同行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三十八年了!”第二天,海内外很多媒体都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有的说是“中共统战语言”,有的说是“真情的流露”。当时中新社借住在新华社大院里办公,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人,说等了台湾人三十八年了,什么阶级立场?”我感到有压力,忐忑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小平同志说我这句话讲得好,才放下心来。

之后,好几个中央单位要调我去工作,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讲《金银岛》的故事,《金银岛》英文书名是Treasure Island,treasure就是宝岛的意思。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中国也有宝岛,比如台湾岛、海南岛,还有一个香港。

当我代表国家参与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是他知道儿子在钓鱼台国宾馆与英方谈判。有一次,谈判连续进行了十几小时,回到家已经深更半夜了。一开灯,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在门边等我。他看到我回来才感到放心,用上海话反复说要当心英国人。

我们三兄弟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如果问我父亲,你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想他一定会说:是国家培养的,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的确,父亲把我们三兄弟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以致年老体衰时身边无一子女朝夕照顾。他在家里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家,哪怕再委屈,仍要求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三弟佐湟是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不仅如此,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

摘自《上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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