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陈汝惠全家摄于鼓浪屿
1983年冬，陈佐洱与父母合影
◆ 陈佐洱 口述 汤涛 俞玮琦 整理
组织编写首部教育学讲义
20世纪50年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他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他喜欢教书，15岁开始，从小学教到大学，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1946年，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上海《正言报》教育版“家庭教育新论”专栏连载三个月之久，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名为《父母与子女》。因为这本畅销书，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于1948年破格聘陈汝惠为大夏大学教育系副教授。父亲把当年被大夏大学破格录取和被母校破格聘为副教授，终身引以自豪。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沟通的情况下，又再版了《父母与子女》这本书。
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父亲还结识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1950年，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来到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系副教授、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大多开设了教育学课程，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为教材。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1955年，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后，改用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组织编写了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并付印数百本，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
在完成编纂《讲义》的同时，父亲还在《厦门大学学报》上接连发表《〈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向〈红楼梦〉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等文章。
“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但他坚持等待，申诉十八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获得了当年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的亲笔证明材料，他的历史“疑点”得以澄清，摘掉了“内控”帽子，彻底纠正了错案。全家人放下了压在身上18年的沉重“包袱”，喜极而泣。1978年10月，父亲在一张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段话：“往事已矣，只恨白发生。人生能有几个十八年，千金难买青春少。”
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欢文学。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当时在《正言报》上夜班，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我正好睡醒起床，就从小床跳到大床，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像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外国的《金银岛》《伊索寓言》，都是在他的被窝里听到的。上初中了，一天父亲带我走进厦门大学图书馆，问我：“要看哪一种书啊？”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收藏了那么多的书，欣喜若狂。从此，从厦大图书馆借读到了很多至今都难忘的好书。不幸的是，初三时我得了严重“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半年。
父亲说过：“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就支持鼓励他。”我的最大的兴趣始终在文学上，13岁在福建省文联刊物《园地》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一发而不可收。父亲虽然手把手教我习作，但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当作家，反而很担心我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空头文学家”，还多次强调这是鲁迅先生对儿子的告诫。高考时，父亲鼓励我报考外文系甚至图书馆系。他说，有文字功底将来可以搞外国文学翻译，业余也可以写点科普小品，还特意买来少儿科普作家高士奇的诗集给我读，引导我走高士奇的路。
1960年我考大学，成绩在福建省文科生中名列前茅。默写我考前在学校公布的范文的同学被北京大学录取，而我却因家庭出身问题只能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大学四年，我保持各科成绩全优，曾当选系学生会主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教师。
“文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至福建团省委创办《福建青年》杂志。1983年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任社长，1987年兼任总社港台新闻部主任。同年9月，两个台湾记者绕道日本，首次公开来大陆采访。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派中新社作为接待单位。
那天，很多中外记者都在首都机场等候台湾记者。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负责迎接和接待。飞机晚点三个小时，半夜才降落首都机场，我在廊桥上开口就对两位台湾同行说：“欢迎欢迎，等了你们三十八年了！”第二天，海内外很多媒体都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有的说是“中共统战语言”，有的说是“真情的流露”。当时中新社借住在新华社大院里办公，我中午去食堂吃饭时，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就是这人，说等了台湾人三十八年了，什么阶级立场？”我感到有压力，忐忑了好几天，后来听说小平同志说我这句话讲得好，才放下心来。
之后，好几个中央单位要调我去工作，我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给我讲《金银岛》的故事，《金银岛》英文书名是Treasure Island，treasure就是宝岛的意思。他那时候就告诉我，中国也有宝岛，比如台湾岛、海南岛，还有一个香港。
当我代表国家参与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的时候，父亲已经退休，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去楼道里倒垃圾往回走会找不到家门，但是他知道儿子在钓鱼台国宾馆与英方谈判。有一次，谈判连续进行了十几小时，回到家已经深更半夜了。一开灯，看到父亲佝偻着腰在门边等我。他看到我回来才感到放心，用上海话反复说要当心英国人。
我们三兄弟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如果问我父亲，你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想他一定会说：是国家培养的，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的确，父亲把我们三兄弟交给了国家和人民，以致年老体衰时身边无一子女朝夕照顾。他在家里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党爱国家，哪怕再委屈，仍要求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三弟佐湟是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不仅如此，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
摘自《上海滩》
原文链接：http://xmwb.xinmin.cn/html/2017-11/10/content_20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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