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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王伯群文集》:民国历史人物研究的新史料

发布日期: 2018-06-20   浏览次数 33

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因而人物研究始终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史料,人物研究亦然,以至于傅斯年强调“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对于人物研究而言,搜集整理其文字言论无疑至关重要。对于王伯群,前人并未给予适当地关注,相关资料也散落各处。

近年来,大学史研究专家汤涛从大夏大学创办人的角度开始关注王伯群,并于最近编纂出版《王伯群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1月)一书,为我们全面认识王伯群这样一位身兼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的历史人物提供了可能。

王伯群(1885—1945),贵州兴义人。王伯群1905年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次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王曾先后参与护国、护法等革命运动,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参与筹划护国运动了。

1912年,王伯群留学回国后应章太炎之邀在上海办报。后袁世凯欲帝制自为,派人检查上海各报且欲以金钱收买。王遂辞报馆之职入京观察,“太息民国已无生气”,乃涕归故里。

然而王并非“隐遁山林”,而是指导其弟王文华编练新军,并与前任贵州巡按使(省长)戴戡共议挽救民国之法。后袁氏集各省代表入京议帝制事,王以贵州军代表名义与戴戡进京,并沿途探访各省军民对帝制的看法,至京后欲策动京中军界再造共和。

策动未果后,二人前往蔡锷官邸密议挽救共和之法,认为欲再造共和非出京不可。随后三人离京共赴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等人密议起义之事。最终商定分头行动,先在滇、黔起义,由蔡锷负责云南,戴戡、王伯群负责贵州。后蔡锷暂往日本就医,改以王伯群先赴云南与都督唐继尧共商起义之事。初唐以财政、军械不足为由,王伯群乃对以梁任公负责募款以及购军械之事,但须起义后方可运来,唐乃犹豫未决。后蔡锷、戴戡经香港抵滇,王伯群等人继续商讨起义之事(《云南起义经过》,《文集》3、4页)。1915年12月,云南率先宣布独立,护国运动正式开始。次年1月,贵州在王伯群等人策动下亦宣布独立,由戴戡任黔省护国军总司令攻四川,王文华任东路司令攻湖南。王伯群则出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与其弟王文华共同筹划湘西之役,取得大捷(《谈湘西战况》,《文集》1页)。同时,滇省护国军主导的四川之战以及滇桂之战亦取得胜利,最终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

上述王伯群参与筹划云南起义及湘西战况均为当时自述,是为护国运动的珍贵资料。

对于近代人物研究而言,孙中山研究无疑是重点,然而已进入“深水区”,若要继续以求精进,桑兵先生认为与孙氏相关人物的研究是“摸高探深”的切入点之一,而王伯群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之一。王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因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分裂,章太炎另行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统一党,1913年与梁启超的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王应章氏之邀加入。因而王伯群是在梁启超、蔡锷等人领导下,参与筹划了护国运动。1919年,王加入中华革命党,再次回归孙中山直接领导。

1920年,孙中山由沪南下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开启二次护法,王伯群乃追随左右。基于“交通为实业之母”的认识,孙中山对交通建设可谓情有独钟,因而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即投身铁路建设事业。护法军政府时期,孙中山以王伯群署理交通部部长,这是王伯群承孙中山之志与交通事业打交道的开始。此后,王伯群又被孙中山任命为总统府参议、贵州省省长等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孙中山之子孙科为交通部部长,因其当时尚在武汉国民政府,故以王伯群代理,数月后王正式担任部长。直到1931年底蒋介石通电下野,国民政府改组,王伯群辞交通部长之职。

在1928年全国交通大会上,王伯群以部长身份提出《关于整理铁路治标治本办法的提案》,“对于铁路情弊,言之至详且切”。文中提出治标办法有三:车辆支配、路款使用、军队运输此后均需地方军事长官与交通部接洽后方可实行;治本办法有四:实行全国铁路用人、技术、财政与购料统一,以去铁路职员任意搜刮、技术各行其是、交通信用破产、物料采购舞弊等历年积弊(《文集》41-43页)。只是由于数月后,国民政府施行“五院制”,于行政院下另设铁道部(以孙科为部长),王伯群此后乃致力于电政、邮政、航政建设。在交通部长任上,王伯群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主持统一邮政(收回邮权),创办民用航空(中国与欧亚两大航空公司),设立国内与国际无线电台(真如国际电台),整顿交通教育(恢复吴淞商船学校)等工作,颇有成绩。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私立大学办学高潮。第一次为辛亥革命以后的1912、1913年,第二次则兴起于1917年至1925年间。王伯群在第一次高潮时正投身革命运动,而在第二次高潮期间的1924年参与创办了大夏大学。大夏建立后发展迅速,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国土逐步沦陷。

在国家危亡之际,作为董事长兼校长的王伯群在全国大学中率先倡导并实施“民族复兴教育”,站在大学教育与抗战救国相结合的思想前端(《大夏大学对于民族复兴之责任》,《文集》227页)。1933年6月1日大夏校庆日,王伯群发表《国难与大学教育》的演说,向师生提出变更今后大学教育目标的建议。这年冬天,大夏正式确定办学总纲领为实施“复兴民族教育”,并从次年春开始实施:开设“救亡图存”、“未来世界大战”等系列讲座,实施普及体育以增强体质,增设各种研究室以提升学术,更改校歌歌词(新增“唤起民众,复兴民族”等),设立救国工作训练委员会等。通过一系列措施智力、精神和体格的训练,“国家观念与沉着应变,无疑的已深印在一般智识青年的脑际中”(《关于非常时期教育的意见》,《文集》261页)。

对于王伯群一生的主要事迹,1945年国民政府颁发的褒奖令曾概括如下:

“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勋,克勷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厥后翊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殚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倚畀实深。”

上文仅结合《文集》所收若干史料,以管窥王伯群“讨袁护法”“入掌交通”“殚心教育”之事。然而历史人物总是复杂的,进行研究更是需要建立在丰富的个人史料基础之上。

因此,这本广泛搜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东师大档案馆、各类民国报刊杂志以及王伯群后人等处有关文献史料而编撰完成的《王伯群文集》,无疑将为今后学界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研究王伯群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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