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交通救国”三大领域，毕生致力于信仰中的现代中国建设。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在孙中山介绍下加入同盟会；为反对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等策划组织护国运动，和胞弟王文华领导贵州独立，被誉为“民主共和功臣”；王伯群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被任命为贵州省长；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国共合作后，他参加北伐战争，担任东路军总参议，推翻北洋军阀腐败统治；他创办大夏大学，并先后出任交通大学和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作为西南贵州人氏，王伯群在其六十年的生涯中，与重庆有着不解之缘。
王伯群墓（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北滨一路，属于江北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致力于重庆的交通建设
王伯群一生执着于交通建设。早在1919年，他代表南方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彼时，黔军总司令的王文华正驻守重庆城，兄弟两人忧患西南地区交通闭塞，为改善交通落后状况，计划修筑一条由重庆到柳州的铁路。是年3月，经孙中山先生介绍，王伯群以贵州实业与铁路借款全权代表与美国华侨实业公司代表签订借款修筑“渝柳铁路草约”，不料草约遭到贵州保守派的反对，王伯群建设西南铁路的梦想在保守派与新派的争斗中被搁置。虽然此次草约没有成功实施，但并未扑灭他建设国家交通的热情和执着。
1920年，王伯群担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继续执行孙中山铁路强国的梦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再度被任命为交通部长。彼时的中国交通，因兵燹频仍，备受催折，中国铁路“合国有民业民有而计之，全国线路，仅一万八千八百余里。”故建设整理实为至要。王伯群对中国铁路建设，始终怀抱炽热的情怀。他执掌的交通部期间，设计革兴交通规划，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中国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
1932年5月20日，王伯群以国民政府“川滇黔视察专使”视察西南三省，此行使命之一即为促进西南交通建设。在视察后，他说：“川省人口衍繁，物产丰富，自古已有天府之国之称，所苦者山川萦絗，运输不便，至人力物力，诸多委弃，因势利导，则铁路之敷设，实为迫不容缓之图。”在抵重庆之前，王伯群闻知21军1师师长唐式遵热心道路建设。杨森督川时，曾拟议修建成渝马路，但只修到简阳就因战败去职。唐接任重庆市政督办和渝简公路局局长后，奋力施工，两年建成了渝简公路。6月26日，王伯群应唐式遵之邀，专程参观新建马路。他对新建道路赞叹道：“沿途土地肥沃，居民富庶，路均石料砌筑，桥梁坚固异常。川中有此建设，出人意料之外也。”
彼时，西南各省军阀混战，群雄纷争，并未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为促进交通建设，王伯群与唐式遵和重庆航空负责人吴蜀奇等商谈西南交通建设规划，并决定成立西南交通促成会。他与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联名发电，邀请西南各省人士共同为发起人。通电发出不久，即得军政部参谋长、云南籍朱培德，以及刘文辉、田颂尧等复电，一致赞成成立西南交通促成会。9月2日，王伯群主持西南交通促成会成立大会，在讨论主要铁路干线时，他再次主张以渝柳线，即由重庆起，经过贵阳抵达柳州；至于与川省有关之干路，他提出两个建议：一为同成线、一为成广线。
自赴重庆考察始，王伯群一路在筹谋西南交通建设蓝图。在经过系统调查思考后，他发表《致西南人士及当局论成广铁路有速成之必要书》一文。在文章中，他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规划的西南铁路网络，具体提出西南交通的构想。他说，“孙中山先生规划西南铁路系统，即计分（甲）（乙）（丙）（丁）（戊）（已）（庚）七路。（甲）（乙）均广州、重庆线，一经湖南，一经湖南、贵州。”王伯群如此重视交通建设，乃希望以交通促经济繁荣，以经济促政治稳定，以政治促军事统一。他呼吁：“伯群不敏，愿随我国西南人士及当局之后，竭其绵薄，共观厥成。”
1938年，王伯群虽不再担任交通部长，但他仍在思考中国的铁路宏图，思考西南交通的构想。他专门就“抗战建国与西南交通问题”发表文章，指出战时交通的重要性，“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建筑铁路。”同时指出，“交通的便利与否，是战争决胜败的一大因素，因为兵贵神速，是中外古今兵法上所不易的道理，同时交通和战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运输军队兵器，就少不掉铁道公路。”
二、与重庆实业家卢作孚惺惺相惜
王伯群与重庆实业家卢作孚有着深厚的友谊。由于志趣相投，志业相同，当1933年他们握手相见时，自然一见如故。
1924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然而，私人办学绝非易事，人财物都需费心劳力。为维持大学发展，王伯群一方面投资银行和实业，用盈利捐资办学；一方面向各方人等劝善捐资，用他们的财力办利国利民之事业。1930年代初，学校一度出现财政危机。这时，他想到了远在重庆的实业家卢作孚。
1933年2月初，王伯群得报卢作孚到上海民生分公司视察。他特致函卢作孚，恳请为大夏广为劝募。函云：
作孚先生大鉴：
久耳鸿名，未瞻雅范，企慕为劳。敝校第二期建筑募捐事，曾由欧愧安、傅筑隐两先生面达一切，承蒙惠允代募，热忱宏愿，钦佩莫名。敝校惨淡经营，规模粗备，现有一切，虽足跻于国内著名学府之林，惟是大学使命，既重且巨，大学建设，千绪万端，目前之成绩尚未与理想之标准相符，而况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为大学教育所必需者，均因限于经济，尚因陋就简，未能单独建筑，尤为缺憾，故第二期建筑实属刻不容缓。素仰台端好义急公，热心教育，务恳广为劝募，共襄盛举，使敝校百年之基，从兹永固，则阖校菁莪，胥受其赐矣。
专此奉达。
顺颂勋祺，不戬。
王伯群
廿二年二月九日
其实，卢作孚对王伯群本人也早已久为熟知。
王伯群执掌国民政府交通部期间，正是卢作孚航运事业的快速发展期。王伯群为推动国家交通建设，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交通法规和举措，有力地规范和保护合法航运企业的正常经营。王伯群还主持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为航业界储才”。作为开办航运公司的卢作孚，自然在轮船驾驶和轮机专业方面，颇得毕业人才之便利。
1933年2月，正在上海的卢作孚前往访晤王伯群。此次见面，可谓相见恨晚，他们畅谈教育与展望交通。会见结束后，他还专门陪同卢作孚参观大夏大学新校园。此次见面，他对卢作孚作了高度评价：“其人短小精干，一望而知为事业家。川人多能言而不能行，卢因作事主张脚踏实地，做一分算一分者，头脑亦新颖明晰，可爱之才也。”不久，卢作孚为大夏劝募到2000元。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王伯群率大夏大学间关千里，西迁到家乡贵州。在贵阳办学期间，大夏办学经费左支右绌。王伯群寻求社会各方贤达予以资助，而卢作孚仍是他劝募的重要对象。1944年初，王伯群在四川银行行长邓汉祥的牵线下，召集重庆的金融界巨子，筹商大夏大学捐款事。是年3月8日，邓汉祥组织的金融界聚会，卢作孚和四川一批银行家、实业家胡子昂、刘航琛、康心如等出席宴会。席间，王伯群起身略谈西南经济与战时关系，并请求大家支持大夏大学。卢作孚率先起立响应，其他银行家见状亦纷纷热烈呼应。几周之后，王伯群收到民生公司3万元捐款。卢作孚和银行家们的捐款，缓解了王伯群办学的财政压力。鉴于卢作孚对大夏的有益贡献，学校聘请他为大夏大学校董，继续为大夏的发展贡献智慧。
王伯群先生
三、在重庆创办大夏大学附中
1937年底，王伯群授权并支持大夏大学校友陈宗朝、张维等在重庆江北悦来场开办大夏附中，附中包括初中和高中。其中，初中计有4个班，学生100余人；高中设有农、商、普三科共有9个班，学生300余人，全校共有学生480余人，教职员有30多名。学校欣欣向荣，稳定发展；学生勤苦向学，并利用课余组织民众学校，由教师指导学生任教。
1944年4月，重庆市教育局要求各大附中进行备案，需要查询董事会章程、资产资金表等，情形至为复杂。王伯群特地致函重庆市长贺耀祖（字贵严），说明大夏已在上海注册备案，请予通融。他致函道：
贵严吾兄市长勋鉴：
久睽芝光，弥殷葭溯，敬维勋祺绥豫，敷政优和，以吹以颂。兹敬启者，敝校前在沪时，曾附设中学一所，于民国十七年间呈准上海市教育局立案，并在教育部备案。抗战军兴，学校西徙，自浔及渝，载迁筑垣。维时渝都新建，四方学子云集敝校。鉴于社会需要，当择定江北悦来场地址，将原昔附中重行恢复，以收容救济战区青年。历届负责人员，一本艰苦牺牲精神，在贵府领导之下努力办理，至今毕业学生无虑数百，成绩所著，尚得社会称许。最近该校承到贵府明令，以私立学校规章，不得设立分校，饬应重办立案手续，窃以该校既早在沪立案，且系大学附中性质，亦未便视为分校。兹规复有年，不知可否仍据前案，免予重办立案手续，藉免周折，而安人心。丁兹时艰，私校办理，困难宏多，此关心世道者所为隐念。执事奖教兴学，素具热心，谅尤肯俯予体恤，倘因该校迁址，牵动名称必须重行备案，亦祈多赐通融，完成手续，以符功令。国家教育，实所利赖，又非弟一人之祷幸而已。特遣该校主任张维晋谒，并恳延见，指示一切。临专主臣，顺颂荩祺。
弟王伯群
在贺耀祖市长的关照下重庆附中的事情很快得到解决。重庆大夏附中办理近十年，培养学生近千人。学生毕业后，大都进入重庆市行政机关、银行界和商业机构工作，或考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继续深造。他们都能本着大夏大学的创造精神，开拓各自的事业。在重庆大夏附中，其中有不少校友投身火热的革命事业，甚至献出生命。蒲政明是重庆大夏附中1938年届学生，在校时便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经党介绍，进入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不久，根据党组织安排，担任龙潭乡乡长。他素该乡有几个凶猛的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为保护同志，蒲政明利用社会关系暗中把他们处决掉。后被内奸告密，被国民党关押到重警备司令部，经过党组织的积极营救，1949年8月被无罪释放。然后，在土匪暴动时，他家6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蒲政明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参与镇压反革命，为新中国的地方建设做出努力。重庆附中学生李汝为，在校时接受进步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大巴山的巫溪县建立根据地和发展游击队，曾任川东游击队巴北支队政委，1948年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被捕，壮烈牺牲。
四、资助“红色间谍”杨其昌反抗王家烈军阀
杨其昌，贺龙元帅的患难至交。曾任黔军团长、旅长、师长。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2师师长、黔军第43军教导师师长。在革命战争年代，杨其昌与贺龙并肩作战，结义盟誓，在贺龙的教导和影响下，他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在国民党内部扮演红色间谍的角色，为贺龙领导下的红军的成长和壮大作出了非凡贡献。1949年9月，杨被国民党被捕入狱。11月27日，国民党开始大屠杀，杨其昌与罗广斌等于次日凌晨逃出白公馆。新中国成立后，在贺龙的推荐下，杨先后任民革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
上个世纪30年代，面对王家烈在贵州的胡作非为，涂炭生灵，王伯群和杨其昌均表愤慨。1932年夏，王伯群在重庆会见杨其昌，商讨黔军43军旧部回黔打击王家烈计划。为资助杨其昌军队，王伯群前后投入3万多元购买军事用品，资助军队发展。次年春，王伯群资助5000元给杨其昌等购买枪支；是年秋天，闻杨其昌军队在湘西、黔东天寒地冻，他又投资1万元，在上海购4000张军毯和一座无线电赠之。11月中旬，王伯群闻杨其昌等已进至贵州的玉屏、思南、石阡、印江等地，惟地瘠民贫，便再购买20万枚子弹予以支持，对抗王家烈地方军阀。
除资助杨其昌之外，王伯群还介绍青年军官协助他指挥。1934年夏，王伯群接待新由军官班毕业的黔省高级军官马学波、吴和清、余辉庭、王定一，他们欲回黔东参加杨其昌部队，努力黔事，王伯群以600元赠吴和清、余辉庭、王定一回黔东旅费，并为备书介绍杨其昌，加强其军事人才队伍建设。1935年5月，王家烈被迫辞贵州省主席和25军军长职，随后黔军改编。次年，杨其昌辞职回川转为经营工商。全面抗战期间，王伯群在重庆经常与杨其昌探讨经商之道，由于商业上的成功，杨也资助大夏大学办学。
1944年12月，日寇兵逼黔南，贵阳危及。王伯群为大夏大学再迁赤水，抱病赴重庆争取政府迁校经费资助，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2月20日在重庆陆军医院病逝。遵照遗嘱，家属把他葬在嘉陵江北岸的猫儿石久安公墓。70余年来，墓地俯瞰着滔滔不息的嘉陵江水，陪伴着这座伟大的城市日新月异，蒸蒸日上。1981年，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女士曾从美国回到祖国，专程赴重庆出资修缮夫君墓地。1988年，王伯群墓列入重庆江北区文物保护单位，接受人们的祭奠和怀念。
（本文作者汤涛，系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传播与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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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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