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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档案馆出版《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

发布日期: 2021-06-04   浏览次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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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


6月3日是华东师大前身光华大学创办96周年建校纪念日,华东师大档案馆特推出《朱经农校长与光华大学》一书。据华东师大档案馆馆长、本书主编汤涛介绍,该书首次披露了光华大学第二任校长朱经农自1945年至1948年执掌光华大学期间所形成的文稿、公函、书信、布告、会议纪要等原始档案。从教育理念、校务治理、成都分部结束实务处理、经费筹募、教职员管理、学生管理、校舍建设等方面,展示了朱经农校长的治校思想、办学理论和教育实践。本书很多档案资料和图片为首次公布,对上海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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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农


朱经农(1887-1951),名经,字经农。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同盟会元老,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光华大学创办人之一,光华大学第二任校长。1904年,朱经农赴日留学,学成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国公学。辛亥革命后,历任《民主报》编辑、《亚东新闻》总编辑。1916年再次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曾担任中国公学、齐鲁大学校长,1930年、1944年分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和政务次长。1945年至1948年担任光华大学校长,对光华大学贡献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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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创办光华大学,创作校歌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为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与校方发生冲突,最终引发师生集体离校,并在离校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等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筹组光华大学。朱经农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辞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积极参与学校筹办。亲自参与了“光华大学”校名的定制,后被推举为教务长,负责学校章程和组织细则的起草及师资延聘。1926年秋,出任光华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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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会本校调查特刊》,《光华周报》1927年第1卷第3期


朱经农恪尽职守,热心服务学生。1926年光华大学社会学会在全校开展的一次调查中,对于“你对于本校教员中最赞成的是那三位”这个问题,填表的301人中,投给朱经农的有90票,名列第二,可见朱经农在学生中的威望。在1928年的《光华年刊》中,也在开卷特别致敬朱经农,将他的创校擘画之功,与捐地助学的校董王省三和校长张寿镛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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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大学校歌》


创校伊始,朱经农借用赵元任于1914年编配的《尽力中华》的曲谱,创作了光华大学校歌《光华歌》,凝聚光华精神,在师生中广为传唱,影响了一代代光华学子。1927年光华大学学生周耀(周有光)在《论光华校歌》一文中称赞朱经农创作的校歌:“‘要读书运动爱国运动并进的光华’‘捐除私见大公无我合力同造光华’‘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光华’……这些格言都是我们光华同学现今最要牢记的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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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耀(周有光)《论光华校歌》


1945年7月,张寿镛校长不幸病逝,是年10月,校董会决定聘任朱经农担任光华大学第二任校长。其时,历经抗战的光华大学成都分校更名为成华大学,全部交由四川办理;上海本部大西路校区则被日军夷为平地。在朱经农等人的努力下,光华大学先在汉口路复校,1946年,又迁入虹口区欧阳路,朱经农辞去教育部政务次长一职,正式上任,“幸得全体师生,群策群力,经之营之,复校工作,稍具规模”。


02


罗致人才极一时之选



朱经农自担任光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以来,与张寿镛校长秉持共同的办学方针,广为延请名师,“主张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当时罗致人才极一时之选”。在光华毕业生朱有瓛、沈昭文和赵家璧的共同回忆文章《五卅爱国运动的产物——光华大学》中提到,学校一时名师云集——“哲学有张东荪、李石岑、胡适;文史有胡朴安、钱基博、吕思勉、徐志摩、梁实秋……政治经济有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等”,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之师资,以光华为首”,光华学生亦称“光华不如人者惟校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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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朱经农(左二)与徐志摩(左一)、胡适(左四)、陶行知(右四)、马君武(右三)等到海宁观潮等在杭州观潮合影


朱经农延聘教授不仅局限于他的好友胡适、徐志摩等人,他时时刻刻为办好光华大学留意人才。叶圣陶先生日记《在上海的三年》中记载道: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记云:“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记云:“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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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施蛰存他本人对此却非常不解,“我和朱经农毫无关系,也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忽然看中我,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为是由于周予同或叶圣陶的推荐,但一问之后,才知并非如此。”


1931年5月10日,朱经农写信给胡适,汇报中国公学的情况,信中说:“此次文理科教授变动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请教员,大抵为文学研究会中人,如郑振铎、李石岑、孙俍工、施蛰存等,也还过得去。”其时,施蛰存正在中国公学担任预科一年级的国文课教员,每周去两次,每次上课两小时,而朱经农则为中国公学的副校长。


施蛰存在1986年的散文《知己之感》中写道:

十六年之后,朱经农还想请我去担任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对我一直在注意,认为从前那个“过得去”的教员可以当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终没有见过朱经农的面,也绝不知道这些情况。直到最近几天接连看到叶圣陶的日记和朱经农给胡适的信,这个谜才得到解释。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知己朋友,确是难得,平时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识的人,更不易成为知己。朱经农从来没有在我的师友之列,可是,他关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却绝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明白过来,我岂能没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迟了。”


“知己之感”恰是大学教师对大学校长的最高评价。



03


王云五评价他是“全面教育家”



1951年,朱经农逝世后,好友商务印书馆前总经理王云五在回忆文章中将朱经农称为“全面教育家”,认为世人所谓教育家,有的是从事教学,造就人才;有的是研究教育,专心著述;有的主持行政,推行教育,各有专务,自成一家。但是朱经农一人身兼数职,毕生在各项教育事业中交互从事,称之为“全面教育家”,当之无愧。


朱经农自1906年参与中国公学筹办直至逝世,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无时不直接间接与我国的教育事业攸关,在教育研究、教育实施、教育行政和教育著作方面,致力勤奋,范围广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朱经农先后两次任职商务印书馆,积极推进教育出版。1923年,他参与编订出版了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完整的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同时,为了配合教育改革,多次在《教育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参加课程讨论。积极支持平民教育运动,与陶行知一起改编《平民千字课》,在《申报》撰写专栏倡导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1926年出版《教育大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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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经农手迹


朱经农长期担任教育行政工作,分别执掌上海、湖南的地方教育工作。1927年秋,出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1932年9月至1943年,朱经农长期担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十余年间,他克服抗战时期的种种苦难,使得湖南的教育事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基本做到全省范围内每百户有一所四年制小学,每乡镇有一所六年制小学;中等学校从一百余所增加到二百五十多所;高等教育方面,先后将湖南大学和长沙湘雅医学院改为国立,帮助南撤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成立长沙临时分校,还在衡阳筹设农、工、商三所省立专科学校,为地方教育献替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