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七十周年，值此之际，本社推出由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汤涛馆长所著《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本书以第一手档案史料、珍稀历史照片，讲述了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的创始人，民国时期一位极重要而不为人熟知的历史人物——王伯群的传奇人生。今日推文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终身教授胡晓明为本书所作序言。今年是华东师范大学七十周年的校庆。我们不仅要研究华东师大的历史，而且要研究它的史前史，大夏大学就是华东师大最为重要的史前史之一。大夏大学的创办人、董事长王伯群校长，无疑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办学宗旨、现代理念，他的生命人格和道德理想，不仅是大夏大学的灵魂，也是华东师大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汤涛先生的这本传记，是下了大功夫，占有了大量史料，认真用心研究王伯群短暂而辉煌一生的第一本评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不容置疑，华东师大有今天的成绩，跟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先贤们的努力分不开，跟这所学校骨子里的学术思想基因分不开。然而更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我们较少去关注私立大学这样一个近代教育机构，它办学过程当中的困难与挣扎，它的赞助人、如何去筹措经费、发放薪酬、怎么去得到土地，建造像样的图书馆与体育场，处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怎么样去化解跟政府之间的纠葛、矛盾等等，——大量是未知的、灰色的，遮盖于历史暗箱之中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王伯群校长的笔记、众多校史档案以及当时相关的各种史料中当中，看一位杰出的校长、董事长，在建校以及管理的过程当中各种的艰难，如何勇敢地面对，以及如何智慧地走出困境，在危机时刻如何面对挑战，他的理念与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这个机构的，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读了汤涛的这本书，我觉得他在这个方面，做了深耕精细的挖掘史料与分析史实工作，成功地还原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中一所著名私立大学的成长过程，透过王伯群个人的生命画像，完整地描绘了华东师大史前史的一幅生命图像。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重要的意义。▲
1937年10月，王伯群（前排中）与欧元怀（前排左三）、
吴泽霖（前排右二）、王裕凯（左一）
与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赴贵州筹备第二部人员在庐山图书馆前合影
第二个重要的意义，即是可以透过王伯群这个人物，更多的去走近、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的精英人物的思想、人格与情感、命运。首先，近代史上的精英人物，或多或少，都属于“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他们一方面，深悉传统，并体认而引归身受；另一方面，又深悉外部世界的大变化。王伯群从日本留学中，学到了现代思想观念，留日学生在中国的革命史当中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的贡献，却遭到了忽视。将来无疑在这个方面，会有更多的新评。王伯群是与孙中山先生走得很近的人，孙中山曾对高壮结实的王伯群寄予厚望：“伯群啊，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就是中国的未来。”王伯群从与孙中山的交往中，深受其恢复华夏、建立新中国，以及中西思想结晶的影响。其次，他们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家国情怀的正大庄严，民族复兴的忠诚担当，无论是他参与策动护国运动、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还是他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最后他淡出政坛后，坚定地转向了大夏大学的建设，实现他“革命救国”“交通救国”到“教育救国”之转变。——短暂一生的命运轨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中国命运缩影：从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家，到一个交通救国的实干家，最后意识到提升人的素质才是最根本的救国，成为一砖一木亲力亲为办学的教育家。这个逻辑，印证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绚烂归于平淡”，最根本的救国，最重要的推动中华文明大业的事情，可能不在看起来最急迫最眼前的事情之中，而在政治与实业之外，在那些似乎藏在现实事务背后，却持续发生作用的因子，在拯救人心、提升人格、充实人生的教育，这虽然是他短暂的一生看起来没有完成的事业，却是交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答卷，一个用生命交出来的象征性答卷。
▲1910年，王伯群（左三）与黔籍同学摄于日本东京
除了上述大逻辑之外，这部评传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细节，切近地写出王伯群的有情有义的性情。譬如，王伯群聘任原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为教授。夏在大夏教学工作前后跨越二十年，可谓大夏之功臣。夏元瑮在生活上常常不拘小节。一九四三年二月，王闻夏元瑮“失窃多次，殊属可怜，当以棉衣一件，皮鞋一双赠之”。这已经不是一位校长与教授的关系，而更是爱校如家，一种家人兄弟般的手足之情了。尤其令人动容的是，王伯群赴重庆筹款时，胃病复发病危，病患中，他仍念念不忘大夏迁移进展。王夫人保志宁回忆道：“数日来先生虽在呻吟之中，仍常常询及大夏大学迁移的情形和孩子的安全。”王由于焦虑大夏师生，致病情恶化，于十二月二十日在重庆溘然逝世。他在临终时，几度高呼“我不能死”，他与大夏大学，已命命相连，死生与共。我们从诸多细节中，感受到王伯群是一个生下来就要受苦受难、担荷家国天下苦痛的志士仁人，他短暂的一生，如流星划过夜空，充实而辉光。
……
最后说来，我与王伯群校长有一个非常善巧的机缘。我在贵阳长大，我家就住在贵阳市的护国路上。这条路就是以纪念王伯群参与发动护国运动命名的。护国路至今还有王伯群先生的旧居，一幢典型的中西结合民国风小楼。我回家的时候，有时也会在那门前散步徘徊。观看那个时代气息温厚、端庄典雅的楼宇，常陷入沉思冥想。噫！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而且，我近几年每每去孔学堂研修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叫做“中漕司”的地名，都会想起王伯群校长临终时嘱咐妻子 “将自置中漕司水田三分，变卖清偿”所借债务。……我的父母，我的家，都在这里，我到华东师大读了博士，又留校教书了，历三十余年。这一切，仿佛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将我引向大夏大学。抗战时期，大夏大学在贵州，有艰难的西迁历史。冥冥之中有一条线把它穿起来了。我非常珍惜这一条命运之线，所以愿意为汤涛兄的这本书，写上我初读的一些随感，以纪念生命的缘分，并用文字来继续这样的因缘，一些无以言说的东西，也都刻入我的命运当中了。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
汤涛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1年7月
阅读原文
来源：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胡晓明
关闭窗口